《光明日报》署名文章：情系两岸的赤子之心 超越时空的战略思维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光明日报》将于30日刊登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悼念汪道涵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情系两岸的赤子之心 超越时空的战略思维

　　━━悼念、追思、学习汪老

　　上海社会科学院　黄仁伟

　　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战略思想家、敬爱的前辈和导师汪道涵先生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太突然了。12月21日到23日我在他的病床旁，看着病情趋于平稳，大家还盼着能和他一起度过农历春节。谁知24日清晨他就走了。至今我还是不能相信汪老真的离开我们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样历历在目，他的独特宏论还是那样睿智深邃，他的谆谆教诲还是细润透彻。可是一想到今后无法再面聆这位智者在关键时刻澄清混沌、点拨迷津，难以再借助于这位长者极其丰富的阅历经验，心中顿有巨大的失落，悲伤不禁阵阵涌来。吾等后辈只有以这篇短文来寄托哀思，告慰汪老。

　　自1991年，我始有机会与汪老进行学术讨论。1994年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同汪老的思想交流更加密切，有更多机会探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2000年以来，汪老的思维更加开阔更加深刻，他思考的重点也从现实的战略问题延伸到人类的命运和价值观等哲学问题。这15年正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两岸关系几度起伏曲折发展，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开许多历史性课题，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连接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纳入汪老的视野和思考之中。他的许多战略思维和创新观点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凡与汪老有过交谈的海内外学者无不折服其九旬高龄，仍有如此敏锐的思维、宽容的胸襟、知识的渴求、人文的关怀。

　　汪老对祖国和平统一前景的苦苦追求，他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投入的心血，是一般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汪老深知，两岸统一是一个长期、曲折、渐进的过程。早在1994年，汪老就看到，两岸同胞需要逐渐建立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民族认同。这就必须把两岸经贸关系和人民往来置于两岸关系的首位。在共同利益和认知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96年以后，“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其主要策略就是歪曲甚至阉割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这股逆流，汪老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在1998年“汪辜会晤”时提出了著名的“八十六个字”，其中对两岸现状的定义和“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愿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岛内上台，两岸局势极为严峻，汪老准备已久的赴台计划由此受阻。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汪老仍然表现出超人的冷静和毅力。汪老当时反复强调了几点：一是做台湾人民工作的着眼点不能变；二是推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势头不能变；三是坚持和平统一的根本方针不能变。现在证明，汪老的这些观点是极有远见的。然而，汪老也确实为局势的危急而焦虑，有时到深夜12点还在修改研究报告，或者通过电话对形势展开讨论，有时后半夜起来思考对策。十五年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在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心中激荡，这需要何等的智慧和境界才能够承受！

　　汪老是富有战略思维的纵横家，又是才华横溢的雄辩家，还是刚柔并济的外交家。在这十五年中，汪老会见、交谈、切磋的海内外友人不计其数，所涉人物包括各国政要、企业巨头、文坛名人、国学大师、战略高手等等。凡是与汪老见过谈过的朋友，无不钦佩他的学识渊博，无不首肯他的虚怀若谷。汪老在任上海市长期间与旧金山市结下友好城市关系，对方市长法因斯坦女士对汪市长深为佩服。此后上海市的历任市长都成为法因斯坦女士的好友。法因斯坦当选为美国国会参议员后，成为主张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议员之一，至今每年来到沪上叙旧。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保守派思想库的一位年轻“中国通”，他曾经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国会游说，但是后来为李登辉等人开脱。汪老对此并未声色俱厉地指责，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个小伙子不要让我这个老头子失望啊！”年轻的“中国通”顿时羞愧无言。台湾朋友无论哪个党派更是以面见汪老为荣幸，他们直到最近还在向往两岸关系改善后汪老重启访台计划的情景。日本的朋友听说“汪道涵”三个字，常常见不到本人也要深深鞠躬。至于汪老在许多重大场合舌战群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许多持反面观点的海外友人心服口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令人吃惊的是汪老可以完整地复述一些重要人物在几年前讲过的观点，并且与这些人现在的言论加以比较，从中找出某些变化规律。如此强记博闻我们后生自愧不如。

　　汪老的思维空间远不止于台湾海峡，他的头脑纵横驰骋，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汪老在1980年代中期就组织人力研究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浦东开发问题。从1990年代初就强调要研究国际资金流向，一直到最近几年研究国内金融结构和人民币汇率问题。90年代中期开始，汪老就非常关注全球化的两重性问题，并且在达沃斯世界论坛上就此发表重要演讲，由此展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判断和实证研究。汪老是最早主张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市长，并提出通过世博会实现上海发展战略的构想。到90年代末，汪老越来越关注国内的内需市场问题、“三农”问题和东西部不平衡问题，甚至把中西部的一些镇长村长请到上海来交谈。最近一、二年，汪老集中思考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利益集团从内部瓦解苏联国家”等重要观点。我们似乎很难跟上汪老的思想步伐，他经常在考虑5至10年以后的问题，他的战略判断具有很高的准确性。

　　如果说汪老经常提出的问题有哪些，这里可以举出三个看似普通实际很艰难的问话。一是“最近在读些什么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检验和督促，可惜我读的书不及汪老的十分之一。二是“怎么做”这是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给出的答案，可是大部分研究报告都不能拿出满意的答卷。三是“为谁服务”，就是说学者专家出的政策建议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是不是把人民、国家和党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上。这个问题是汪老在最后一年中提到频率最高的问题，更是需要我们以毕生的行为来回答。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地记住汪老的这三个问题，不断地努力去回答这三个问题，并且以一生的精力来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告慰汪老，让他老人家放心。

　　安息吧，汪老。您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奋斗，您为祖国统一而付出的心血将开花结果，您关心人类命运的历程将不断前进。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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