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消息：首届东亚峰会昨日闭幕，与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峰会吉隆坡宣言》，讨论通过了关于防控和应对禽流感的宣言，就加强合作、相互依存、共谋发展达成广泛共识。

　　对于东亚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进展，虽然它能不能就此开辟东亚历史的新开端尚待观察，但这样一个峰会的召开及其共同宣言的通过，却可以为参与东亚事务的各方，创造一个新的交流与合作平台，从而加强互信，促进和平，化解矛盾与冲突，实现共同繁荣。

　　在这次峰会召开之前，人们对峰会的价值及其间有关国家的外交捭阖，给予了极大关注。从舆论显示看，对东亚峰会的乐观期待与消极观望同时存在。不言而喻，东亚峰会扩大到东亚区域之外的国家的地理范围，以及东亚大国日本的一些选择和举动，都使人们对峰会能不能达成预期效果，产生了一些疑虑。

　　不能不说，这种疑虑有其现实依据。东亚峰会能否顺利开花结果，有赖于参与者地区认同的强弱。不久之前，日本新任外相公开宣布，新一届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首先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其次才是亚洲外交。而从整个近现代史来看，日本的对外政策，一向也都是以欧美为重。这种定位决定了日本今天对东亚的外交政策，是其对美政策的延伸而不是相反。

　　由于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现实经济影响力等原因，日本对东亚世界的“领导”，不具可能性。有基于此，日本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要把峰会参与范围的扩大，以及宣称要以所谓的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定位来重塑地区关系。而所起到的功效，有可能是分裂和瓦解东亚地区认同，使东亚地区合作成本提高。

　　东亚峰会之前的这种争执，使人们难以乐观。不过，换一种角度来思考，似乎又没有必要因为某些国家所做出的选择，而对东亚峰会及东亚的未来，一味忧虑。

　　东亚峰会最早是由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提倡，主要反映了东盟的意愿与诉求。这种考虑在东亚金融危机后被进一步激发。在经过近些年来一些东亚区域性组织与机制的创建与发展后，才成为了现实。它反映了东亚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普遍取得国家独立，和建立起相对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后，对自身命运的一种自觉。往日的被殖民历史使它们深深认识到，加强对自身命运的自我主宰能力是多么地重要。

　　东亚峰会的缘起，其更远源头，在于近世以来的人类历史与世界政治权力，发生了原先由西方世界独霸天下，到由西方逐渐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从这样一种历史视角来考量，此届东亚峰会的召开，无疑表露了东亚世界大部分国家，对各国自身命运、以及自身与整个东亚世界命运相关性的一种长远性意识与追求。这种意愿沉淀于往日东亚历史，已经构成东亚世界的一种“国际政治文化”，成为东亚政治中的一种常量。

　　而这里面的关键，是要让东盟继续扮演东亚合作的司机，让其主导东亚合作进程。中国作为一个处在东亚、与其他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共享了相近现代经历的国家，明确支持东盟主导此届东亚峰会，以及认为以往的众多东亚地区性组织与机制，也要继续由东盟来主导，这实实在在体现了中国要与东亚相共生的深厚意识。

　　让人欣慰的是，东亚峰会赖以举办的一些基本原则，在峰会后的共同宣言中，得到了确认。未来的东亚峰会，东盟仍将是主导者，东亚峰会未来推进一体化时，也要保持与东盟的建设相一致。在东盟作为东亚合作的发起者的内核作用不被虚化的情况下，我们对东亚合作的未来之路，可以怀有良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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