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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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东京法院大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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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可以容纳150人的旁听席坐满了人 |
CCTV.com消息（东方时空）：
2005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春节的喜庆气氛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一天的夜晚，在位于日本东京市中心的日中友好会馆，一个简单的宴会同样充满着热烈气氛。宴会的主角是一位70多岁的中国老人，他叫杨宝山――侵华日军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3天之后，平顶山大屠杀幸存者对日索赔诉讼将在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最后一次开庭，杨宝山老人将作为原告代表出庭作证。
环直弥：今天，杨先生、刘先生大老远来到这里辛苦了，欢迎你们的到来。
参加这次欢迎会的都是杨宝山在几次出庭作证期间结识的老朋友，其中除了在中国已经广为人知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律师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日本市民团体――平顶山事件索赔胜诉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当中大多都是普通的日本市民，也有曾经参加过二战的前日本老兵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
矢口仁也：我希望通过平顶山（诉讼）的胜利，使六十年之后的今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我认为今年是建立中日和平和友好一个重要的年份。为此，让我们一起向着胜利努力。杨先生、 刘先生，祝你们健康，同时祝我们取得真正的胜利，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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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前的声援游行 |
在欢迎会上，日本律师告诉记者，在日本，像平顶山事件胜诉执行委员会这样支持中国受害者诉讼的市民团体共有十多个。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每一起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组织声援和募集资金。中国人所熟知的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遗弃化学武器等诉讼都有相应的执行委员会。而这些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自一个更大的市民团体??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欢迎会很快就结束了。对于支持会和执行委员会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这样一个由日本普通市民组成的民间团体在整个对日民间索赔中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这些普通的日本人又是为了什么帮助那些他们并不熟识的中国人和自己的政府打官司？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
2005年2月16号，由于台风的影响，东京下起了不小的雨，气温骤降。我们乘坐地铁来到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东京法院大楼进行外景拍摄。这所灰色的建筑里集中着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等司法机构。对于它，所有关心平顶山事件索赔诉讼的人们并不陌生。1932年9月16号，侵华日军对我国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村的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从1996年开始，这起惨案中的幸存者杨宝山等人在这里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目前，诉讼已经进行了整整九年。历经一审败诉之后，2月18号在东京高等法院进行的二审最后一次开庭对于中国原告能否取得胜诉至关重要。
法庭外的舆论支持很重要
川上诗朗 平顶山大屠杀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律师：
在法庭上重要的事情是：能多大程度地使法官认真起来，为此，要让更多的人来法庭，坐满旁听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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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上诗朗 |
川上诗朗是平顶山大屠杀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律师之一，和其他参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律师一样，在开庭之前，他最关心的是是否有足够多的人会来旁听审判。
川上诗朗：我认为让法官明白有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
然而，追溯到十年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日本，了解和关心这个诉讼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参与的律师只有二三十人，日本媒体的报道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支持诉讼的日本民众更是寥寥无几。
南典男：1995年，十年前开始提起诉讼时，周围的律师都说这个裁判绝对不会赢，百分之百赢不了，我也被这么说过。所以就我自己来说，最初那段时间感到很孤立。
南典男，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事务局长，是最早参与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的律师之一，也是继日本著名律师尾山宏和小野寺利孝之后，成为律师团中坚力量的一名年轻律师。如今，在日本由250多名律师组成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代理的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已经接近三十起。由于在这些诉讼当中，被告都是日本政府或著名企业。因此，对于律师团来说，最需要的就是日本民众和舆论的支持，于是成立支持会这样一个市民组织的想法便应运而生。
南典男：
我们（律师和支持会成员）都是从代理人的立场来支援（受害者原告）。不同的是我们以法庭为中心活动，通过在法庭上的胜诉，来支援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支持会则是通过旁听审判，或制造舆论来支援中国战争受害者。
大谷猛夫：
我们组织这个运动的中心目的是支援诉讼。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正当的要求，所以创办了这个（支持会）。
大谷猛夫，现任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事务局长，主要负责支持会的日常工作。
这个斯文而瘦小的老人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师，正是出于对历史真实的认同和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原则的坚持，十年前，他就和一些致力于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的律师一道筹划成立了支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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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会现场捐款 |
大谷猛夫：
我自己是在中学教中国历史的老师，其他的一般市民，劳动者、主妇、退休的人等则是响应律师的号召，认为这对日本的民主来讲是很重要的，对日本的和平来讲是很重要的，就聚集在了一起。
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正式成立于1995年，当时的成员只有一千人左右，由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不断增加，支持会开始成立各个执行委员会具体负责某一个特定诉讼的支援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侵华日军在战争中给中国受害者造成的深重伤害。
大谷猛夫：
在各个场所诉说这件事，向周围的人宣传。由于我自己是中学老师，我就向孩子们诉说这些事实，告诉他们日本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
川上诗朗：
律师团不用说是作为律师的集团直接承担在法庭上的辩护工作的，但在这个审判中，只有律师团是无法获胜的，对于这个问题，还要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知道平顶山事件，让他们从法庭外来援助，要在日本国内制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舆论。
在拍摄东京裁判所外景的过程中，我们偶然碰到了一群来法院旁听审判的日本中学生，虽然雨下得很大，但学生们还是井然有序地按照法院的规定抽签排队进入法庭。同行的翻译告诉记者，其实日本社会很注重从小对孩子进行法律方面的教育，组织学生定期旁观庭审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对于成年人来说，选择自己感兴趣和关心的案子来法庭旁听则更是家常便饭。但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关注司法的社会环境中，要大量发动普通的日本市民参与到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审理过程中来却十分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则来自于日本人对于当年那段历史的不了解。
日本街头采访
记者：您听说过战后赔偿裁判吗？
路人甲：我不太清楚这些，对不起
记者：你知道战后赔偿裁判这个词吗？
路人乙：不知道
路人丙：听说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路人丁：对不起，我……
长谷川顺一：
一个月大约开庭两次，开庭时都有旁听席，中等程度的法庭约有四十左右的旁听席，大的约有一百人，必须要使旁听席坐满人，才能给法官施加压力。
长谷川顺一是遗弃化学武器事件诉讼支持会的事务局长，1937年生人，正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士兵被派往中国。战败后，长谷川顺一的父亲回到日本，但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只字不提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直到他因病去世时，已经16岁的长谷川顺一对父亲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还一无所知。
长谷川顺一：
直到成人后，我才知道父亲侵略中国一事。作为侵略军，作为士兵，我父亲去了中国的上海、南京、常州、武汉等地。所以说正因为我是侵略过中国的士兵的儿子，在我心底才有要道歉的念头，作为儿子道歉。
在了解了父亲参与的侵略行为之后，怀着赎罪信念的长谷川顺一开始投入到一系列反省战争的活动中，他从1991年开始到中国访问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者，同时调查日军化学部队制造和使用化学武器的真相。并最终在南典男律师的推荐下加入了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成为遗弃化学武器事件诉讼支持会的事务局长。
长谷川顺一：
我成为事务局长后，要动员人们去法院旁听，中国的劳工裁判也好、平顶山惨案裁判也好，难点在于原告要从中国来，原告没来而开庭审理的情况也有。但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把旁听席坐满， 但是，因为旁听席必须要坐满人，开庭都是在白天，白天审理，且是周一到周五，这时日本人都在工作。
长谷川顺一告诉记者，面对这样一种困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扩大宣传，让更多的日本人通过了解真相，来引起旁听的兴趣，进而支持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
长谷川顺一：
通过告知人们中国毒气受害者的真相，日本加害的真相，尽可能地让人们知道日本军队的罪恶，因日军的暴行而受害的人的难以愈合的创伤，以及他们困苦的生活。 然后请求人们请假到法院去旁听。
怎样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呢？支持会和各个执行委员会的做法是在每次庭审的前后，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报告集会。通过一些学者的报告和中国原告的讲述让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受害者的悲惨经历。
2月16号下午，雨还在不停地下。在距离东京裁判所不远的律师会馆，一场支持海南岛慰安妇诉讼的报告集会正在举行。这是一间临时租用的小型会议室，会议由海南岛慰安妇诉讼的代理律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海南岛慰安妇诉讼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和不同年龄层次的市民。其中，有年近花甲的老人，也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位支持会的成员告诉我们，来参加会议的市民是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通过各种方式邀请来的。
冲野章子：
原告来日本时召开报告集会，至于召开集会，我们去请求各种社会团体的帮助，我们直接去拜访各种市民团体、工会等，请求他们参加。请他们参加集会，每次每次我们都要做这些。
冲野章子是平顶山事件胜诉执行委员会的事务局长，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她，目前还就职于另外一个市民团体，而所有的空闲时间包括为其他市民团体工作得到的报酬，章子都用在了支持平顶山事件诉讼的活动上，她告诉我们，五年来执行委员会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报告集会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和关注平顶山事件的诉讼。
冲野章子：
由于日本国内的人原本不知道平顶山事件，所以最开始没有人来旁听。通过原告来日本，大家听他们的诉说，人们慢慢地知道了平顶山事件。
记者在海南岛慰安妇诉讼的报告集会上了解到,很多日本市民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而对于这样的市民,支持会工作人员都会进行认真的记录，并在集会之后与这些市民保持联系，以争取他们加入支持会的行列。
永村诚朗：
首先向人们发送报纸、信件，然后通过电话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请大家参加。
永村诚朗是强掳中国劳工和刘连仁案胜诉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日本工会组织的一员，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
永村诚朗：
由于与律师团的关系的缘故，还有我自己在和煤矿工人共同斗争的过程中，知道了有关被强迫抓到煤矿劳动的中国人、朝鲜人悲惨遭遇的情况。
加入支持会之后，永村诚朗负责中国被强掳劳工索赔诉讼的支持工作，和冲也章子一样，争取足够的市民关注案件的审理，也是他所在的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永村诚朗：
还有一个，旁听之外的援助活动是征集签名。这个，比如说刘连仁先生时，给东京高等法院的签名，在日本征集了三十七万，从中国征集了六十三万，总共向法院提交了一百万。
此外，由于日本主流媒体至今仍然很少报道中国受害者诉讼的消息，为了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受害者索赔诉讼的情况，除了举办报告集会之外，支持会还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侵华历史和诉讼情况的报纸、杂志等宣传品。
大谷猛夫：
这是我们这个市民团体“援助中国战争受害者会”办的杂志，其目的是把日本的大新闻媒体不报道的这类消息广泛地告知日本国民。
这份以索赔为刊名的杂志除了及时报道每次诉讼的最新进展之外，还大量刊登当年日军侵华期间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目前这份杂志共发行三千多份，发行的对象主要是支持会的成员以及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市民。
大谷猛夫：
大致地说既有劳动者、也有普通市民、主妇、退休靠养老金生活的人等等，很多人都在读这份杂志。
我们想广泛地宣传我们的想法，而读过这份杂志的人又会把这些事实告诉周围的人，这样，这个环就会逐渐变大。
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如今，支持会的成员已经由成立之初的一千人发展到现在的三千多人。而了解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
2月17日，离开庭还有一天时间，在与东京高等法院一墙之隔的东京律师会馆，平顶山事件的代理律师和杨宝山为出庭时的证言作最后一次准备。
庭审演练 德永淳子 大江京子 杨宝山
第一点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诉说最想让法官知道的悲惨的事实。从这个目的出发，我提炼了（你的证词）
像这样的出庭演练，对于杨宝山老人来说，已经是第三次。由于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了，长时间的法庭陈述对杨宝山老人来说已经十分困难，因此每次出庭前律师和翻译都要和杨宝山一起认真地核对证词。
大江京子：
因为18日的法庭陈述是最后的意见陈述，原告方打九年官司的最后的意见陈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陈述，为此而做的演练。
（希望你在法庭上说的）第一个是日本军来了，骗说要照相，把大家带了出来。第二个是扬先生听说照相很高兴，非常天真地高兴着，然而实际上等待的却是机关枪。第三个是妈妈抱着自己死去时的事情。
为杨宝山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的成员德永淳子女士。日本侵华时期，德永女士曾经跟随从事电影工作的父亲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如今，从事中文教学的德永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作为支持会成员，在中国原告出庭时德永女士义务担任了大多数的翻译工作。
我们在采访支持会和各个执行委员会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一个参与这项特殊工作的日本市民都或多或少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涩谷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参与工作的日本市民与中国的情感联系
涩谷和佳子：
我想去这里，是日本电视台吧？不管怎么说，从涉谷车站直走。 直走，从涉谷站，走哪条路好呢？ 你看着办吧，车少的就行。
涩谷和佳子是平顶山事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她的丈夫涩谷广和则是强掳劳工诉讼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由于开庭的时间已经迫近，这些日子夫妇两人为了各自工作奔忙，白天很少见面。
涩谷和佳子：
你好，我找图书资料室的樱井先生，我叫涩谷，我们约好了。
这个条幅是涩谷和佳子一个星期前定做的，在杨宝山老人出庭的当天，按照惯例，平顶山事件执行委员会将在法院外举行一个简短的声援游行，条幅就是为了游行准备的。
（涩谷夫妇算账）
其它还有什么要垫付的？就这些。就这些？印刷费呢？印刷费还没算进去。没算进去。
由于涩谷和佳子同时负责平顶山事件执行委员会的会计工作，所以晚上回到家里，她还要经常和丈夫一起核算账目。夫妻两人都是退休教师，都酷爱中国文化。在参加支持会之前，两人一直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
涩谷广和：
最开始，对于战后赔偿裁判，我去旁听了。通过中国原告的证言，我才头一次知道曾经有过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在日本的学校，即使是大学也根本没有学到过。反而是日本因原子弹爆炸受到的伤害、因空袭受到的伤害等，由于战争的缘故致使很多人死亡等，书中大幅讲的都是日本受到的伤害。
而促使涩谷广和加入支持会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来自于他儿时在中国的一段经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还在读小学的涩谷广和跟随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一起来到中国，在山东生活了三年时间，而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最后肆虐的时期。
涩谷广和：
我当时还是孩子，没有真正地参加过这些事情，但我还是记得那时我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的，和表兄弟们一起欺负过中国人。对于这些事情直到现在我还感到很愧疚。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年，涩谷广和随父母前往青岛，准备从那里乘船撤回日本，而就在前往青岛途中涩谷一家遭遇了抢劫。
涩谷广和：
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激，当时我们的行李被抢劫时，八路军，现在的人民解放军来了，保护了我们。整整一天在我们的身边，拿着枪走着，保护我们。
因此我们平安地到达了青岛。
正是这段经历使当时年幼的涩谷广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感情，进而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后的涩谷广和决定一定要从事对华友好的工作。
如今的涩谷广和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同时也是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支持会的常务委员。在涩谷广和的影响下，妻子涩谷和佳子也加入了支持会并成为平顶山事件胜诉执行委员会的骨干成员。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讨回公道成了涩谷夫妇共同的目标。而退休之后，夫妇二人更是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了支持会的日常工作上。
有裁判时，因为需要为裁判发行报纸，就要做从各处收集稿件等的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制作报纸，有时会干到深夜一点。
与涩谷夫妇和德永女士等大多数已过退休年龄的支持会成员不同的是，在支持会成员当中，记者还见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高部优子就是其中之一。大约十年前，还在读大学的高部优子十分喜欢旅游和了解亚洲的历史，一次在菲律宾旅游时高部偶然接触到了当年的日军慰安妇，这些老人的悲惨经历第一次让高部了解到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的暴行，这些以前从未在教科书当中学到的历史真相。而正是这次菲律宾之行促使高部开始参与援助日军暴行受害者的活动。
高部优子：
因为和那些慰安妇老奶奶的相遇，使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 我觉得过去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很可耻的
此后，高部优子开始大量参加战争受害者的报告集会，并且更多地接触到了平顶山大屠杀事件。
高部优子：
我想不能光是听受害人的证言，还应该为受害人作一些实际的、有益有用的事情，所以就参与了法律援助活动
大学毕业之后，高部优子开了一家小的音像公司，在经营公司的同时，她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支持会拍摄了大量中国受害者到日本参加报告集会的录像资料，还制作了许多揭露日军罪行的音像制品，用于支持会的宣传，其中杨宝山老人在这次出庭时将作为证据播放的录像就是高部优子拍摄制作的一部记录片，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
高部优子：
制作录像时，在年末除夕夜的晚上等都在做。是的，晚上干到很晚，还有，忙的时候几乎没有（与家人）会话的时间。不过，我和我先生相遇是在平顶山事件的集会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能理解我
高部优子家的地下室，有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是她所经营的小音像公司的制作间。现在这里已经堆满了关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书籍和资料。在她的电脑里，我们看到了刚刚制作完成的一部关于平顶山大屠杀事件的动画片。
高部优子告诉我们，这部动画片是专门制作给日本的中小学生看的，她希望通过这样片子能够让日本的孩子从小就有机会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在支持会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当中还有一位名叫金子美晴的日本姑娘。在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支持会，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支持会的活动。而金子美晴则是支持会事务所里唯一的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在东京丰岛区一座陈旧的写字楼里，记者采访了金子美晴。
金子美晴：
平日一个人，一直是一人。基本上是一个人。房租七万日元左右。
我想不是很贵的吧。
出乎记者想象的是，拥有三千多名成员的支持会事务所竟然只拥有一间8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而且条件十分简陋。2月的日本，天气仍然很冷，然而在这间狭窄的办公室里，用来取暖的只有一支简易的电暖气。
作为事务所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金子美晴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向支持会所有的成员定期邮寄支持会发行的各种报刊，同时制作和诉讼有关的宣传品以及处理支持会的各种日常事务。
金子美晴：
今天打算发，拿了很多来。今天寄二千八百份左右。今天已经做完了，只剩下邮寄了。
这个是会刊，印刷三千份这个，大约八万日元。其它邮费大约是十万日元吧。
在事务所里平时只有金子一个人工作，只有最忙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志愿者到这里帮忙，而平时大量的事物性工作就落到了金子一个人身上。
金子美晴：
比我想象的要辛苦得多。一是专职工作的只有我一人，我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比如说感冒了、休息了，一星期后，所有的工作还都是我的。责任没有分给别人。比从旁边观看，事务性的工作还要加上必须要发起运动，动员旁听，制造舆论等，比我想象的工作要多。
金子美晴坦率地告诉我们，虽然与同龄人相比她的工资少得可怜，但支持会仍然没有能力雇用更多的专职工作人员，这主要是出于财务上的原因。
由于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如何筹集活动经费是支持会和执行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因此，凡是加入支持会的成员，每年都要向支持会交纳3000日元相当于220元人民币的费用作为会费。然而，这些经费除了用来出版报纸杂志等宣传品以及租用集会场地之外，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为中国受害者赴日诉讼提供的经费往往需要支持会的成员和律师们额外的捐助来筹集。
（报告会现场捐款）
在这个裁判长时期的斗争中，得到了大家很多的捐款，作为执行委员会，充满了感激之情。……
您还做律师的工作，谢谢……
这是我的烟钱，捐献一盒烟（的钱）。
在杨宝山老人参加的报告集会上，涩谷和佳子向现场的与会者发起了临时的募捐，这次募捐一共筹集了三万八千日圆，这些钱将全部用于本次开庭前后的各种活动。
涩谷和佳子：
钱不会自己出来，全都是大家从生活费中挤出来的，所以在募捐时我内心觉得很不安。不过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无法请原告来、无法发行报纸，所以说只能横下心来，请大家出钱。
2月18日，下午一点半，离平顶山事件索赔诉讼二审最后一次开庭还有半个小时，平顶山事件索赔胜诉执行委员会的骨干成员和赶来旁听的日本市民就早早来到了东京裁判所的大门外，准备开始开庭前的声援游行。
整个游行的过程短暂而平静，20分钟后，我们跟随原告和代理律师进入了东京高等法院的审判庭。按照日本法庭的规定，我们的摄影师只能拍摄原告和被告以及双方律师入坐后，到开庭前的两分钟时间画面，而且不能拍摄除了法官之外任何人的特写镜头。由于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法庭是完全鸦雀无声的，两分钟的时间显得比实际要长。通过有限的镜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中方原告的律师席坐满了律师，小野寺利孝、尾山宏和南典南都端坐在杨宝山老人的身后；而大约可以容纳150人的旁听席则坐满了人。
责编：陶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