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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赵毓英:把日本战犯从“鬼”改造成人 
央视国际 (2005年08月15日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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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CCTV.com消息（面对面）：
他们曾经是十恶不赦的日本鬼子，丧尽天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战后成了中国人民的阶下之囚
赵毓英：非常记恨又觉得兴奋，过去压迫我们中国人，残害我们无辜老百姓不就是这些个人嘛。
他们是一群中国管教人员，一边是与侵略者的国恨家仇，一边是给战犯提供良好的改造环境，他们承受了怎样的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斗争
赵毓英：我们学医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一看这对象都是日本人，心情就特别不安心。
《面对面》王志专访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护士长，听她讲述把日本战犯从“鬼”改造成人的故事。
精彩对白
主持人：他们认为不是战犯吗？
赵毓英：他认为，我们是帮助中国。
主持人：怎么面对啊，一家八口就剩下一个，都被日本人杀了。
赵毓英：所以最后无条件服从，最后回宿舍门口大哭一场。
主持人：我们拿什么接？
赵毓英：我认为是以人道主义为主，是人嘛，当然不是猪也不是牛羊的。
主持人：那这样一来怎么平衡得了啊，他们是犯人？
赵毓英：那这是工作呀，都围绕战犯的思想改造为主。
主持人：还有一个我们想了解，当年药品的情况应该是很紧张的。
赵毓英：都是很缺乏的，但是我们也没有限制，给他用了。
主持人：有没有顽固不化的？
赵毓英：大家就是认为他挺能闹的。
主持人：那您作为一个参与改造他们的工作人员，您怎么看待这个审批的结果？
赵毓英：认为自己死有余辜，甚至要求给予死刑，而且跪下了，向人民谢罪。
主持人：那您心中的仇恨呢，以往的那种仇恨呢，怎么化解？
赵毓英：前事不忘后世之事啊。
人物介绍
赵毓英：76岁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1950年7月至1959年10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
担任护士长 现离休在家
这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址，目前正在重新整修，要恢复关押日本战犯时的面貌，在1950年到1964年期间，这里曾经关押过日本战犯982人，伪满洲国战犯71人，其中就有末代皇帝溥仪。
赵毓英是当时战犯管理所的护士长，主要负责日本战犯的医疗保健工作。
赵毓英同期：这里是治疗室，一些简单的病在这都能处理，那边的凳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用于给有腿伤的战犯治疗时搭在上面。
赵毓英来战犯管理所之前，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她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被选中到战犯管理所工作，来之前，三个人都不知道具体任务是什么。
主持人：当时没来以前有一点迹象吗，我们来做什么？
赵毓英：没有，没有，他们说紧急任务，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吧，有一个礼拜，我们所长，当时是孙明斋，召集全所工作人员的会议，传达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公安部的指示，就说我们要接收一批战犯，由苏联移交过来的战犯，让我们马上做准备。
主持人：到这儿服务以后，您知道服务的对象是日本战犯的时候，您很愉快的接受了？
赵毓英：拿我个人来说了，心情就怎么说呢，既然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学医的宗旨，教育我们要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一看，这对像过去都是日本人，尤其我这本身当过亡国奴，都受过他们害的，所以怎么给他们服务，心情就特别不安心，所以像我这种思想在我们医务人员当中是普遍的，而不但在我们医务人员，就是在其他的全所的工作人员都有想法。
主持人：说出来了吗？
赵毓英：你比如说有一个叫王兴的看守，他家八口人，七口被日本人杀了，他逃出来了，在他大爷的抚养下参军了，以后呢他参军啊，杀敌啊，报国啊，最后分配到这儿，听说为看管这个战犯，一直心里心情就不行，当时就是就要求调出，这样领导要做工作吧，所以最后无条件服从，最后回宿舍蒙头大哭一场。
主持人：怎么面对啊，一家八口就剩下一个，都被日本人杀了。
赵毓英：都被日本人杀了，你说这心情能好过吗？所以当时管理所啊，不但像我们，连我们的两位所长都是抗日的干部，都有这种经历，你看我们的副所长起初腿都瘸了，打日本鬼子那时候，被逼到最后跳到冰冷的河里，最后腿都受害了。
主持人：这么说就说通了，那么大的仇恨，又亲身的经历？
赵毓英：那也是逐渐的过程，我们都有这点，要无条件地应该服从党的指示，因为我们特别相信党的指示是不会错的，逐渐思想上也就是说这么慢慢地转变过来。
主持人：当时党的指示具体来说是什么？
赵毓英：当时党的指示就是，应该以革命人道主义这种思想为指导，我们要尊重犯人的人格，要不打、不骂，我们给予他们以人道主义待遇，比如说吧，我们的监号来说吧，过去是日本人关押我们中国爱国志士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象条件是怎么恶劣的，我们改造这里的环境来说，头一个就是把窗户加高。
主持人：来的时候，什么样子？
赵毓英：我们来那时候刚刚改造完，当时那院里还有一个小亭子，现在还有，我们那时候小女孩都不敢去，说那时候就是停尸房，就是害我们这些爱国志士的停尸房。
赵毓英到管理所的时候，战犯管理所刚刚改造完毕，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多久，正是全面建设的时期，经费非常紧张，可是政府还是投入了近四百多万元的经费改造了管理所，新建了俱乐部，厕所，锅炉房，浴室，理发室和图书馆。
1950年7月中旬，赵毓英和30多名同事从抚顺来到中苏边境的绥芬河，接收从苏联方面移交过来的日本战犯。
主持人：交接的情况顺利吗？
赵毓英：还是非常顺利的，移交以后呢，他们往车上上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苏联送他们是用闷罐车给他们送过来的。
主持人：我们拿什么接？
赵毓英：我们是客车，用两节绿色的客车。
主持人：那客车那么大窗户，这安全有保证啊？
赵毓英：那客车，当时我们把车窗都用报纸给它糊上了，让他们看不见外面。
主持人：您的第一印象呢？看到这些战犯的时候。
赵毓英：怎么说呢，非常记恨又觉得兴奋，怎么说呢，残害我们无辜老百姓不就是这些个人嘛，过去压迫我们中国人，今天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
主持人：他们的表现呢？
赵毓英：他们当时吧，有些将官，高级军官，他们还挺着架子，他们不是天皇教育出来的嘛，挺胸腆肚的，还得假装嘛，像那么回事啊，实质是不然的，他们是很紧张的、很慌张的。
主持人：你怎么知道啊？
赵毓英：那也看出来，那他也是，也是发呆了，紧张，有的时候眼睛总是偷偷地注意我们工作人员的表情，老想从窗户那个缝偷偷往外张望，老想探听我们这些情况。我们那时候呢，医务人员呢，就各车厢巡视，看他们的病，问问哪有没有病。
主持人：在车上就开始替他们服务了？
赵毓英：上车以后我们就各车厢的就巡回地挨座问啊，看看也观察也问，看看有什么病，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背着药箱，发现小来小去的病就给他们药。我记得那时候吧，有一个，就突然肚子疼，后来又发现这不是一般，急性阑尾炎哪，当时我们车还没到一定的站呢，大站呢，我们当时就给打针啊，或者针灸啊，或者是紧急的对症措施吧，我记得到牡丹江的时候吧，有我，那时候还有看守员，还有部队，就把他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
主持人：一路上很顺利吗，到抚顺？
赵毓英：那是非常顺利，虽然时间短，做了充分的准备。你看，给他们一吃饭了，他们心情就稳定多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在车上要到大站的时候，每天都给他们做饭，每天就吃大米饭哪，夏天土豆啊炖什么菜啊，火车要赶上没有大站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准备面包啊，咸鸭蛋啦，火腿肠啊。所以我们这是人道主义力量啊，是对他们稳定情绪也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在这982名日本战犯中，很多人担任过日本军队或者伪满政府的高级职务，这里面有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有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支队长，有杀害过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的警察局首脑，还有到处制造无人区的侵华日军师团长，这些战犯被认为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日本战犯进入管理所后，首先就给管教人员出了一个难题，他们不肯吃管理所供应的高粱米饭，有的甚至故意浪费粮食。
赵毓英：刚来时吧，第一顿饭所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长也就那种想法，你们和我们干部吃一样饭不就对了嘛，我们那时候，建国初期吃粗粮，吃高粱米、窝头，这是为主的，所以他们来了以后第一顿饭做的就是高粱米饭。
主持人：你们当时也是吃这个？
赵毓英：我们也吃这个，吃这个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什么呢？拿我来说，我们都当过亡国奴，过去吃饭也吃不饱，吃代食品，吃豆饼、橡子面，我还是在城市长大的，这都吃过。所以吃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东北人民的主食，所以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发展的能力各方面还不是说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吧，是不是。他不吃，所长一看一顿不吃还是不饿，你们不吃就不饿，下顿还给你照这样做，因为没虐待你啊，和我们干部一样啊，他还不吃。再不吃，所长也受不了了，这我有责任哪，这不吃，这饿出个好歹怎么办，这怎么办，赶紧给上级打电话。
主持人：上报到哪儿，上级？
赵毓英：公安部，请示领导呗，说怎么办。
主持人：就一个监狱的事，这个地方战犯管理所的事，就直接能请示到公安部了？
赵毓英：公安部直接领导这个战犯管理所，那时候，公安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就请示中央。
主持人：最后吃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赵毓英：怎么解决啊，领导说了，一律细粮，一律吃细粮，而且要分大中小灶，将官级的是小灶，校官级的是中灶，尉官级的是大灶。
主持人：什么标准呢？
赵毓英：咱们这么说吧，普遍的主食来说都是细粮，都是细粮，大米、白面，那么菜蔬来说就是鱼啊、肉了、蛋了，另外，当时还指示我们要尊重他民族习惯，日本民族习惯什么呢？比方说到年底了吧，他更喜欢打糕啊、紫菜饭卷啦，又吃日本酱汤啊。
主持人：那跟当时外面相比呢，跟东北的老百姓相比呢，他们的生活水准呢。
赵毓英：很好，不能比，别说跟老百姓，我们不还都算干部嘛，我们吃的，就拿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我记得，当时我们有夜班饭，夜班饭吃他们日本小兵的三等伙食，吃点儿面条，给看守员他们听到了，那还嫉妒坏了呢，吃不上，所以我们那觉得还挺幸运的呢。
当时公安部根据战犯不同的军衔和级别，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而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也就在3毛钱左右，平均每个战犯一天吃的肉量快要赶上一个管教干部一个月的肉食定量，有个说法是，“战犯吃肉，管教吃窝头”。
主持人：那这样一来怎么平衡得了啊，他们是犯人？
赵毓英：是啊，是啊，我们就平衡不了嘛，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医务人员为了考虑他们的营养价值，我记得我还当过营养护士，给他们不但吃得好，还要定食谱，怎么变花样，怎么做法，不损失营养，计算每天需要多少热量，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就需要和炊事，事务人员，事务长，炊事员，不断取得联系吧，配合吧，你们买来以后啊，我们指导，这样一来就闹起矛盾了，就初期那时候，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回告诉厨师怎么怎么做，那个班长叫刘胜青，那都部队下来的。（他说）我做不了，谁出的馊主意，这个那个的，吃饱了就不错了，还变花样，这么的那么的，给他吃那些有啥用啊，给猪吃肥了，咱还杀肉吃呢，给他吃有啥用，我不做，谁出的馊主意，谁能整谁整，这一弄我就尴尬了。
主持人：就是您给犯人定的这个标准哪，比你们还高啊，真正能落实吗，那么长的时间？
赵毓英：那这是工作呀，我们管理所的一切工作呀，以人道主义为本，以改造好，都围绕战犯的思想改造为主。
主持人：那这个吃跟思想改造关系就那么密切，有用吗？
赵毓英：太有用了，我觉得，他要对比呀，他要对比，他给中国人吃了什么啊，别说吃啊，杀了多少人，烧光、杀光、抢光啊，他拿中国人当人吗？他吃着这些东西，他心里怎么样，人哪有时候应该有良心的，我们的改造战犯，不管是不杀他，是那样，而且唤醒他的良知，人都得有良知啊，通过这个我们是人道嘛，人道主义，不但把他当人看，而且很尊重他们的人格的，不尊重人格能分大中灶小灶，你吃饱了算了。
主持人：起到预想中间的作用了吗？
赵毓英：我想是当然，这是一部分，我们专靠给他吃，我们也不进行思想教育，那是不行的，让他们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哪儿，从思想根源挖掘结合自己的经历，让他们认识这些。
管理所还每年两次为日本战犯进行体检，为他们建立正规的门诊病例和身体健康情况登记卡，战犯牙坏了可以镶牙，眼睛有毛病了可以配眼镜，腿残疾了可以安装假肢。
管理所还按季节、季度给战犯注射预防流脑、伤寒等流行病的疫苗。
主持人：当年药品的情况应该是很紧张的。
赵毓英：是的。
主持人：你们这个能保证吗？
赵毓英：所以我们当时吧，虽然处于建国初期，又处于抗美援朝阶段，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犯人的用药没有限制，药费从来也没有卡过，该用什么药用什么药。那时候有个田井久二郎，罪恶也是挺大的，得了梅毒，梅毒性的心脏病，可能是，也是很严重，完了当时我们就给他用一些治疗药，那都是一些进口药，有些药啊 ，还用青霉素什么的，都是很缺乏的，但是我们也没有限制，给他用了。
主持人：他们上这个屋子里头看病的时候有看守陪同吗？
赵毓英：（看守）统一领他们来，都来候诊，都在那儿坐着。进屋不用（看守跟着），大夫也是看一个进来一个。
主持人：你们不害怕吗？
赵毓英：时间长了，我们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没有害怕那种感觉，而且他们配合地也非常好，我们送药，端个盆子到那个监号里头，他都知道，我们要给谁叫谁号，送药，他都当众，一下，张嘴一下都吃下去，他知道我们是要看着他们吃下去的。所以时间长了配合也都很默契，所以这些人也是都挺循规蹈矩的。
主持人：不担心吗，你们？
赵毓英：没有什么担心，一点儿没有，我们对他们那方面啊，表面是缓和啊，实质还是不放松任何警惕的，还是很严的，表面缓和实质严，虽然你看我们看守员没有一个带武器的，但是我们的门外边都有部队看守。
主持人：一开始就不带武器吗？
赵毓英：不带武器，就怕刺激他，但是我们工作当中，时时警惕性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要随时要代表我们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我们是一种这样的态度对待每个犯人。
虽然管理所在各方面创造出良好的改造环境，但是，一些日本军国主义顽固分子在进入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开始制造事端，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认为自己是战俘而不是战犯，叫嚷着中国政府违反国际法。
主持人：他们认为不是战犯吗？
赵毓英：他们自己认为不是，他们要认为是战犯了，就对他罪恶有认识了，他怎么认为呢？我们是帮助中国，不是侵略，因为我们国家小，我们为了生存，我们这是正当的向外扩张，他这么认为。另外呢，他认为他是优秀民族，大和民族，优秀民族，我们帮助你们国家来建设来了，帮助你们，他这么认为。
主持人：那碰到这种极端的行为的时候，管教干部怎么办？
赵毓英：我们一般看守员都是不随便答复，就是让你，你自己考虑去你究竟是什么，你自己好好考虑，你考虑好再来，我们不能随便作以答复。
管教人员对战犯进行一番《国际法》知识教育后，平息了战犯的骚动。为了更好地改造战犯，管理所在战犯当中组织了学习小组，先是通过调查研究，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多人组织起来，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的日文版。
一些战犯通过讨论，结合自己的家庭在二战前后的生活状况变化，逐步开始自我揭发在中国犯下的罪恶行径。
主持人：但是让他们自己来揭发自己，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赵毓英：是啊。
主持人：你们用了什么手段呢，让他们能认识到这一点？
赵毓英：我们哪，就是以思想改造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最有效，首先我拿你当人看了，尊重你。是吧，你虽然是个犯人，犯了那么多罪，我还给你吃得很好，而且给你必要的这个生活用品。
主持人：就没有一点特殊的手段吗，都像您说的人道主义、和风细雨，没有那种很严厉的？
赵毓英：当然也要有了，这可不是，这种人道主义可不是软弱无能的，那么你，你这个改造，你毕竟是我们的阶下囚，阶下囚我们对待你当人对待，当然你不服从我们，教育不听给你警告，要再警告不听，给你拉出去单独关小号。
主持人：不用刑的吗？
赵毓英：不，这种强制的手法不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的国家所采用的这种办法。
主持人：那对于不服管的呢？
赵毓英：警告你，你再不听的就搁这里反省，反省，检讨，检讨什么时候过关就行，你这检讨还得当众检讨，这么一当众检讨，一广播，你不原先你逞能嘛、你带头嘛，你老想干啥嘛，那你老实下来。
主持人：有没有顽固不化的？
赵毓英：当然也是有的，这么多人，个别的还没有吗？有一个，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认为他挺能闹的。
主持人：怎么能闹？
赵毓英：像抗美援朝那个阶段哪，幻想美帝国主义第三次大战起来了，我们八月中秋节给他买月饼，他利用月饼上包装，不有月饼画的那个圆的嘛，画个月饼圆形嘛，他把这个圆形剪下来贴到手绢上，弄个太阳旗，搁个旗搁在监号里，插着，在那儿遥拜。
随着一些战犯开始自我揭露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这种风气逐渐扩大到中高层军官，一些被认为是极端顽固分子也开始转变观念，勇敢地站出来做自我检讨。
为了进一步形成改造战犯的良好氛围，管理所还购买了小提琴、手风琴和各种管乐器，以活跃战犯的日常文化生活。
日本战犯在管理所内还可以进行体育比赛。
赵毓英：年节给他们演电影，自己自编自导演剧啊，他们自己设计，搭露天舞台，摆一些乐器，让他们唱歌啊、自己跳舞啊，我觉得当时那时可能是，一周就能看上一次电影吧，这些都是真的，而且不是说单纯为娱乐而娱乐，都是与他的思想教育非常有关的。我记得当时给他们演过这个电影，振动很大，《混血儿》，你像滕田茂这样的高级将领，看到这个以后，自己就通过学习认识到了，自己落泪了，感到什么呢？我们要不是进行这种侵略战争，我们哪能把自己国家带来这种后果呢？
主持人：感同身受啊。
赵毓英：所以对他们改造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主要由自己来揭露自己罪行，这是最难的，最不容易的。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愿意说呢，不说你也不知道啊？
赵毓英：在这个改造人这方面，我说最伟大的一点就在这儿，是，那为什么那个东京大审判，审判那些二战罪犯，为什么到死了，判绞刑了，他也不承认呢，们不也不承认嘛，人就是这样的，他已经认识到了，那么我们这么样地尊重他们，拿他当人待，对比这良心上，良知，人的良知有干啥，他必须说（出罪行来）。
主持人：就当年的这改造过程，对于今天来说还是一个谜啊，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让他们自己起来揭发，我自己来讲述你们不知道的罪行？
赵毓英：改造一个人哪，确实转变一个人的思想，作为一个人的人生观来说，这是就是他今后的方向问题，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就让他能够认识到这个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哪儿，他要不知道这个错误的根源，那么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的区别在哪儿，那他就不知道他这个错误在哪儿。
从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了关押战犯的名单，一些战犯的家人在红十字会的组织下，从日本前来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亲人，在改造中表现得特别出色的战犯还被允许与妻子同居。
1956年年初,管理所组织战犯参观了长春，沈阳，北京，杭州，哈尔滨，武汉，南京等城市的企业，厂矿，学校和部队，让他们看看新中国的变化。
赵毓英：我记得那年我们领他们到南京参观了水利学院，大学，可能在那附近吧，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地点啊，他们好多人哪，就是以藤田茂为主的，跪下谢罪，自己干啥玩意。所以说通过这个学习呀，从上到下改造都是发自于，从内心，发自于内心的。
1956年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干部组成东北工作团，对战犯进行了侦查审讯，同时，组织大批外调人员，在凡被日寇侵占过的地方，向被害的幸存者搜集到近三万件控诉书和鉴定书，8000多份日本人残留在各地的档案资料。
主持人：为什么还要重新调查呢？
赵毓英：有些东西是他重新坦白出来的，也有一些坦白出来的，也有是他的下级检举出来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也不能说只要你说，只要你说了就相信，我们是国家在法律方面是很严肃的，重证据。
主持人：这个揭发等于是为预审做准备？
赵毓英：揭发他的工作吧，也就是在悔罪认罪当中促使他能够主动地坦白交代，当然呢，这个揭发呢也是一种旁证，我认为，我是这么认为，也是一种旁证，但是更主要的，主动让他自己来坦白、交代、回忆。
1956年6月至7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将校级军官以及担任过伪满政府高级职务的战犯进行了公开审讯。为了公正地进行审讯，中国政府还给战犯安排了律师。
赵毓英作为医护人员，和其他医护人员在现场参加了审讯，亲眼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
赵毓英：所以他们在我们宣读他们的罪行当中，不但认罪，痛哭流涕，而且要给予，甚至要求给予，认为自己死有余辜，甚至要求给予死刑，而且跪下了，向人民谢罪，有的甚至就向听众这方面谢罪，跪下了。
主持人：是自愿的吗，还是有压力？
赵毓英：不不不，审判庭上的人员一看到他跪下，这个情况，马上我们就把他搀扶起来，站起来好好说，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有的在证人面前，比如说细菌战的什么证人哪，我们现在证人在啊，老百姓什么，就向他们认罪，这种情况跪地痛哭流涕，这个情况，这个场面哪，就是差不多都是有普遍的现象，就在审判当中。
按照二战后国际上惩治战犯规定的量刑标准，抚顺战犯管理所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判死刑。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宽大政策，最终只决定对45名战犯予以判刑，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还宣布刑期从被关押的时间开始计算。
特别军事法庭还对其他的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而其他的二战受害国都处死过数百名战犯。
主持人：那您作为一个参与改造他们的工作人员，您怎么看待这个审批的结果？
赵毓英：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哪，作为一级甲级战犯哪，在东京开的军事法庭啊，像东条英机他们，都判死刑、判绞刑，我们总共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审判，他们用2年半的时间，至死没有一个人认罪。所以我们真正把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改造过来了，各个认罪伏法，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主持人：你们曾经离他们那么近，对他们的罪行应该了解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该判死刑的没有判死刑，该判重刑的无罪释放了，你能理解吗？
赵毓英：这个我们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说过这句话，就是说敌人哪，就是说放下武器啊，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说人哪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说他就是不是顽固不化的，所以我们只要方法政策对头，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日本战犯们获释归国之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直遵循着“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与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来，他们不断冲破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阻碍，以其亲身经历，对日本侵华战争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联络会的负责人还受到过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8年10月22日，“中归联”捐款建造了一座6.米多高的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落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同时，中归联还邀请当年的管教人员访问日本，赵毓英先后应邀去了五次日本。
赵毓英： 1984年邀请我们以后，这几十年我们不断地来往信件，他们称我们这些改造人员，把我们称为恩师，甚至这样的。
主持人：他们怎么看待战犯管理所这一段生活呢？
赵毓英：他们吧，怎么说呢，认为这是他们的再生之地啊，把管理所称为，由鬼变成人的再生之地，所以是他们一生也不能忘却的地方，不但是他们，而且他的家属，他的子女啊，甚至随他们带到管理所来，以后都发表自己的感想，对于中国这种改造他们这个亲人，就是无限地感谢，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主持人：那1984年您第一次接到这个邀请，邀请你去日本，而且是你当年管理过的这些战犯，邀请您去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赵毓英：感到非常自豪，改造他们，从这方面感到自豪。见到他们又觉得非常亲切，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隔膜。而且这些人甚至见到我们的管教人员痛哭流涕，抱头痛哭啊，那种热烈场合那是很激动人心的。
主持人：那您心中的仇恨呢，以往的那种仇恨呢，怎么化解？
赵毓英：那种仇恨哪，只能说对他们罪恶的仇恨还是不能改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啊，他们侵略中国人这种民族仇恨那是任何时候不能忘的，但是对他这人来说吧，我们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今天也是朋友了，他也是受害者了，我们就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民，就这么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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