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百年小平》第四集：未了的梦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6日 15:38)

　　我要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这是晚年邓小平的两大心愿。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遗憾地对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12年后，一位美国记者向82岁的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

　　华莱士：
　　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
　　这里边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炎黄子孙都希望祖国能够统一，这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

　　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斯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问题、港澳问题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是他思考的问题的中心。1983年美籍华人杨力宇先生访问中国，小平同志会见了他，会见的时候杨力宇先生提出好多的问题，小平同志都做了详细的回答，然后小平同志特地的全面阐述“一国两制”的方针。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刘延东：
　　统一之后台湾还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还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构想，我觉得就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为我们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途径，所以我觉得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因为祖国统一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核心的利益。

　　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斯德：
　　后来人们讲，人们都尊称叫“邓六条”，基本的精神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这样一个构想，这是前人没有的，这是小平同志创造性的一个伟大的构想。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汪道涵：
　　“叶九条”和“邓六条”都有个精神，就寄期望于台湾当局，也寄期望于台湾人民，因为究竟二千二百万人民是我们中国人哪，所以台湾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我们的十二亿人口，同时也要考虑到二千万，正如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六百万的香港人一样，都应该同时考虑进去，那么我们这样子才能够照顾它的利益，才能做好它的工作。

　　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斯德：
　　他根据各方面的反映，他在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更”字，这一个字加得就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一个字加上了以后那真是值千金啦！
　　具体的政策，都是经过他老人家批准，有的是他老人家提出来的。不仅如此，他亲自做对台的工作、祖国统一的工作，真是呕心沥血呀，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放在心上，他老人家那个急切的心情，不是我们用一般的形容（词）能形容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隔绝了三十多年的两岸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

　　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斯德：
　　他亲自做蒋经国的工作，后来又提出来台湾蒋经国先生可以派人来，北京来谈，北京也可以到台湾去谈。针对经国先生的顾虑，曾经给来人讲过，希望经国先生不要犹豫，不要顾虑这边有无诚意，而要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经国先生到了晚年，他又病的很重，他也无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我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发唁电给经国先生。肯定他两条，一条是他坚持一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对他做了这样一个肯定，这个在台湾引起很大的震动，认为中共做事情合情合理。

　　邓小平：
　　现在台湾问题，现在开始接触面要宽，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除了跟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之外，要广泛谈，开展工作面，在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仍要有计划地安排。

　　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斯德：
　　他上层的工作他也做，下层的工作他也做，群众的工作也做。比方说台湾的这个美藉华人熊介教授（得了中风），他知道了以后，知道熊介教授得了中风，他马上指示我们要告诉卫生部想办法研究治他这个病，那我们和卫生部研究就指定中医专家来研究，把他的处方拿来，经过研究给他配药，给他吃，一箱子一箱子往美国、往纽约送。吃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他中风，他就瘫痪了，吃了以后完全好了，所以他对于小平同志非常的感激。他来过多次，他特地来，到北京来要感谢小平同志。认为小平同志不仅是关心一般的上层人士，就对一般的教授，一般的群众也关心，但是最大的关心是要台湾同胞懂得台湾同胞的利益与大陆人民的利益它是一致的，不矛盾的。（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就说是这个误解是暂时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关系晦明变化，令人担忧，但邓小平一刻也没有放弃他的主张。

　　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杨斯德：
　　小平同志本来设想，在他有生之年来解决国家统一、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先提出来（祖国统一）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后来加上乃至九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特别提醒我们，台湾一天不统一，台湾总有一天叫外国人拿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向人民做交待，那甚至于要丢掉（台湾）的话，（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完成统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始于台湾问题，首先应用于香港问题。为了实现香港顺利回归祖国，邓小平运用了大智慧，花费了大精力。1982年他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便是其中最华彩的一段篇章。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撒切尔是1982年来的，1982年9月份来的，那个时候英国人还是不死心，她认为我们只是讲讲而已。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
　　因为当时是英国和阿根廷刚刚打了一仗，在我们叫做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叫做福克兰的、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英国打了胜仗，所以他不甘心就这样白白地把香港交还。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撒切尔那个时候所谓“铁娘子”，人家叫她“铁娘子”，这个人的确是很“铁”的，很强硬的这个态度，来了以后非常强硬。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
　　虽然我们说“一国两制”这个方式是和平的方式，是应该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但是英国总是觉得它不肯舍弃香港这么一块肥肉，因为它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不放心。在谈判之初，甚至于谈判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的，它是从根本上是不想交还香港的。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那么小平同志当时就说你们放心。我们说这个人叫“铁娘子”，这个人很强硬，是强硬派，他说你们放心。

　　一方是绵里藏针的“钢铁公司”，一方是冷战斗士“铁娘子”。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见，在外交史上也留下了绝妙的一幕。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撒切尔夫人一进门的时候气势汹汹，好像来势汹汹，这下好像是来向我们问罪的，好像我们要收回香港怎么样怎么样。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
　　她还是开始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三个条约是有效的，她说这个是国际条约，你不能够推翻的，是满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你不能推翻的。如果你们认为这个三个条约无效的话，那我们也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新的不平等条约，小平同志说你要我签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你要我做李鸿章啊？我们绝对不会做李鸿章，我们全国人民都不答应，要把我们赶下台去。

　　邓小平：
　　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当时小平同志就跟她讲，你不要谈了这个问题，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是绝对不会让步，首先把这条把它打掉。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
　　那么后来她又想，用所谓治权，主权换治权，就是说名义上主权交还给中国，但是你要由英国继续管治。如果你中国方面要提出把香港收回，由中国人来管治，她说香港将会面临叫做灾难性的后果。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小平同志就根据这个话，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当然如果香港发生大的波动的话，会对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承认。但是你说要发生怎么大的影响，发生灾难性的影响，我们认为不可能。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香港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它的繁荣稳定。如果，他说，如果我们的四化建设要看香港能否繁荣，能不能保持繁荣，那么我们这个四个现代化的决策就是错误的。如果真的发生灾难，我们也勇敢地去面对这个灾难，所以那是铁碰到了钢。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小平同志对她真是针锋相对，她说你们不了解香港的情况，你们脱离香港实际，小平同志说我们正是由于了解了香港的情况，我们正是因为针对了实际，我们一个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个是从你们英国的实际出发，一个是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我们才提出来“一国两制”这个方针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中国不是马岛，香港不是马岛，你们统治了香港一个半世纪，你们以为对香港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告诉你这贡献不是你们的贡献，是香港人民的贡献。我们在下边我们听了我们觉得非常扬眉吐气。

　　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黄华：
　　她很失望，感觉到心情上大概，心情上不是那样子很平静的。等到谈完之后，我送她出门，送到北门，大会堂的北门，送到那个台阶那儿，她下台阶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下来了。立刻媒体，香港的媒体就大做文章了，各种猜测，反正总的猜测不顺利，就说这次谈判摔了跤，一语双关吧。

　　香港回归的历程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归以后，由什么样的人来管理香港，是港人和邓小平共同关注的问题。1984年，当时的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来到了北京。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钟士元就强调什么呢，他强调我是代表香港两局，行政局和立法局，来反映意见的。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周南：
　　前不久不是又把他这篇文章发表了嘛，他接见香港的，就是说一个，他这个里边讲到，“一国两制”是一国前提下的两制。第二个就是说“港人治港”是爱国者为主体，而不是随便什么港人，更不能是不爱国的港人，要主体，不是说其他人不可以参加，但是主体部分应该是爱国者。什么叫爱国者呢？他讲得也蛮宽松的，他并不要求你支持社会主义，因为香港还是搞资本主义呀，但是要求你尊重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第二是诚心诚意地拥护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第三就是不损害香港利益和中国本体利益的事情，这样的人就是爱国者。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应该说大多数香港人还是爱国者。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钟士元这样的人到后来他也不得不佩服小平同志，他觉得小平同志的确还是有远见，后来我们也争取了钟士元，争取他参加我们的筹委会。

　　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北京，参加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她对邓小平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天才的创造。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鲁平：
　　很遗憾的就是，小平同志最后他没有看到这个1997年7月1号，这个是我们很遗憾的。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再三地讲，不管怎么样我坐着轮椅，我到了1997年7月1号我也要去看一看。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

　　外交部副部长 戴秉国：
　　那天他情绪很高，兴致很高，但是后来跟胡萨克也讲到，他有生之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活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候到香港去看看。他也说，很想能够去台湾看看，不过他说看来这个，最后一个愿望很难实现了，我们非常惋惜的是，小平同志没有能够自己亲自踏上我们国家的香港这片土地上去看一看。

　　（1990年1月邓小平会见李嘉诚）

　　李：你的身体还是非常好。
　　邓：毕竟是活了八十五喽，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
　　李：我敢买保险，你能超过这个。
　　邓：不容易，一年比一年困难。
　　李：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看。
　　邓：就是啊，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97年 香港回归庆典）

　　江泽民：
　　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针，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顾祖国。

　　祖国统一和国家富强是密不可分的。为了让人民富起来，国家强起来，邓小平为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实现现代化。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 王效贤：
　　小平这次到日本除了互换条约的批准书以外，他是带着一个设计他的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蓝图，要向日本去学习。我记得他到松下，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老先生当年已经83岁的高龄了，小平同志跟他说，说要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没有电子工业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厂，而且希望你能够把日本的电子工业动员起来共同到中国去投资建厂，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松下幸之助先生是位“中国通”，对中国文化和邓小平都有很深的感情。

　　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 符浩：
　　（松下幸之助）在吃饭中间讲了一段话，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从东方到西方，然后再到美洲，现在又要回到东方，东方就看你们中国了，小平同志很客气，说中国不行，老先生还在引经据典，在坚持他的意见，最后小平同志讲一句话，但愿如此，我们共同努力。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 王效贤：
　　参观君津（日产）的时候，我记住一句话我是忘不了的，到了君津（日产）是一个汽车厂，他看了以后，他说我发现了，人家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公司的几十倍。他说我知道了，这就叫现代化。当时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别的话都忘了。
　　到新干线的时候，本来是想在新干线上休息休息吧，当然也体验体验，日本记者就跑去问小平同志了，说你坐新干线有什么感想啊？小平同志说，就是一个快，他说就好像后边有人追着我们。

　　邓小平：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开始有了新的考虑。
　　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到北京，他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 王效贤：
　　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小平同志给他们讲，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大平就提出来个问题当时，他说你们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远景？小平同志当时想了想，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他说这样吧，我跟你说这么个事，你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金，你们是一亿人口，所以你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二百五十美金，所以我想比如说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翻两番，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人均一千美金，那就是你们现在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的人口是你的十倍，这样我们的总量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了。他说这样尽管我们还很穷，人均还很低，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儿事了，就可以在世界上也做点儿贡献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生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可以吃饱穿暖，他说我就把这个叫做“小康”，当时就叫小康。我当时愣了一下，这“小康”怎么翻啦，没遇到过，没听过这词。我一想“小康”这个词日本人也说，叫小康，他是不是用的这个（意思），他不（一定），其实它是说人身体恢复的时候叫小康，我也就临时没办法了， “小康”。他也听懂了。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第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去了一趟江南。

　　（江苏 苏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时任江苏省省长 顾秀莲：
　　这张照片，我挺高兴的，因为那个时候小平到江苏去视察工作，他就坐在哪儿呢，就坐在那个游船，就在那个太湖的游船。然后他跟我们讲什么呢，他就跟我们讲如何建设小康，怎么样使得国家更快地发展起来。同时他说十二大以后核心的问题是要抓经济建设，他说这一次来到你们江苏以后，我看了好像老百姓还是喜气洋洋的，另外的话，你们这儿那么多新房子。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了，我们说的我们农民，他一富起来就是盖房子，那小平说，他说这个非常好，他说有了房子住了，非常好，而且我看你们干部劲头挺足的。我们说我们干部劲头可足啦，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之下，能够不足嘛。那么他说你们是好像前六年就翻了一番了，他说今后怎么样，还是不是能翻，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一定能翻一番的。可是现在我查了一下资料，不是翻了一番了，到了1983（1988）年的时候就变成一千二百多亿了。那个时候只有二百零二亿，现在变成一千二百多亿，所以就翻了三番了。他说首先全国要搞一个大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说你们江苏省也应该有规划，他说到了西部省区也应该有规划，他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这个规划做好了，给老百姓的目标制定了，然后再调动大家积极性，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就能富裕了。他讲了那以后，讲得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然后搞了个中午的一餐饭，午餐在一起吃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今天，你们跟我汇报得比较好，他说我非常高兴，他说你知道么，我从北京钓鱼台带来的陈年的茅台酒，今天我给你们每个人奖赏一杯。

　　小康之后怎么办？邓小平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他说，我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第一次听到这个目标的又是一位外国人。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

　　原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李淑铮：
　　那个时候1987年4月30号了，就是离召开十三大就半年时间，所以我们，小平同志、中央领导都在考虑怎么总结历史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怎么来进一步制定我们更加长远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所以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小平同志早就，我觉得胸有成竹了，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场合了，向格拉副首相做了全面的介绍。所以小平同志跟他介绍时这么说，就说，可以说今年第一步的目标，估计在今年或者明年可以提前完成，非常明确；他说第二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第二步的目标也是可以完成。现在问题就是第三步了，第三步，他说困难就比较多，需要花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于五六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能够实现。但是，他说如果你不完成第三步这个伟大目标，那么你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难体现出来，真正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你必须完成第三步的目标，现在我们还不能吹这个牛。
　　同时他也讲到说，到那个时候，我这样的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娃娃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

　　邓小平：
　　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李淑铮：
　　格拉还有一些代表团员听了以后，非常感动，非常兴奋，他马上说这是一个，您给我们介绍的确实是深刻的、全面的分析，非常精辟。那么他说，我相信经历过长征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新的长征当中取得成功，他认为我们这也是非常长远的一个新的长征，确实也还是挺对的。那么他针对小平同志谈到那个时候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那么他也讲了一句，他说二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场的人都不在了，但是它将载入历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梦奎：
　　二十世纪完了以后，二十一世纪怎么走，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时我是参加十三大报告起草的，也是第三部分经济发展战略的执笔人之一。那么我们就反复考虑怎么做，经过很多思考，很多讨论，不得其解。那么正在我们焦头烂额，为这个事情所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平同志1987年的4月底，给西班牙客人讲话，他明确地提出了三步走这样的发展战略。我们觉得豁然开朗，确实我们，我就作为这个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特别是这部分发展战略的起草人之一，我觉得视野上豁然开朗。

　　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什么不同呢？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

　　迈克·华莱士：
　　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原外交部副部长 齐怀远：
　　当时在美国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的中国进行着资本主义的革命，所以他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和这个也有关。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就回答说：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

　　邓小平：
　　致富不是罪过。但是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的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的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个是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致富。

　　原外交部副部长 齐怀远：
　　小平同志对他的答复看来他还不那么以为然，他还又追了一下，就是说他到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很好，又有摩托车，又有彩电，又盖房子，你们鼓励农民致富。农民把自己的收入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其余归自己，这和我们资本主义差不多，我们的老百姓完了税以后也全归自己。这个时候小平同志也很有趣的答复他，他说广东是有人赞扬万元户的农户，他这一万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这算什么富啊，就算富这又有多少啊，比起发达国家来，那我们人均国民收入还差得很远哪，这么答复他。就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紧紧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个大课题。
　　1993年，他与弟弟邓垦再一次谈起了这个课题。

　　邓小平弟弟 邓垦：
　　那次谈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重要，首先我记得他谈到一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这四个坚持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它好像是一部成套设备一样，他用了这个词，成套设备，这个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分配问题，这个问题他讲的很多，对于我来说，他讲了很多新的观点，是我过去没有听过的。他讲我们国家现在发展起来了，过去我们是讲先发展起来，首先要发展起来，因为不发展，你一切无从谈起了，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他说我们就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将来国家发展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我只想当一个富裕国家的普通公民就好了。

　　与全体人民一道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这就是邓小平最后的心愿，也是他对全体中国人民深深的祝福。

责编：阿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