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连线]胜诉在新泻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29日 14:08)

　　CCTV.com消息（东方时空）：日本新泻地方法院于26日下达判决，命令日本政府和企业向中国劳工提供损害赔偿。宣判完毕后，法庭内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11名中国劳工激动得热泪盈眶，手拉着手欢呼道：“太棒了”、“终于胜诉了！”

　　

主持人：根据日本新泻地方法院的判定，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要向这11位原告每人赔偿800万日元。这些人是在1944年被当时的日本军队强行绑架到日本服苦役，并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这场诉讼历时五年最后才获得了胜诉。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这些正在日本的11位原告之一，来自山东的王成伟大爷，他现在已经是78岁了。

　　王大爷，您当时在法庭上听到结果，是什么感想？

　　王：我现在给你介绍介绍，在60年以前被日本人抓来这里，在这里受罪。在我们莱芜将近50个，现在还有我一个人，就我自己，回想起来非常难过。就是现在呢，日本投降后，通过律师的帮助，现在法官呢对我们的案件还算公正，判决还算公平。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您被绑架到日本去的？

　　王：因为那时候我按周岁来说是17岁，那时我家庭有我父母，我是2月结的婚，到了九月初，日本鬼子把我抓来，还抓来我父亲，我大爷。

　　主持人：您知道当初从你们家乡一块跟您被绑到日本去的有多少人吗？

　　王：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10个，这10个人是一块去的，从莱芜一直到了济南，到了船上，在船上死了一个，到了日本去，日本死了3个，一共回来了6个。这6个人都死了，就我自己了，没有了。

　　主持人：这次打赢官司了，您想对这些死去的兄弟说点什么吗？

　　王：有这个机会，我的意思回国时要去拜访他们，和他们家属说说，现在咱打胜了。

　　主持人：王大爷，您这官司是从1999年开始打的，那个时候您怎么会想到要去跟日本政府、日本企业打官司的？

　　王：那时候有些日本朋友，有些日本律师都找到我们家乡，还有咱们中国的康健律师都上我家里去，都了解、都调查过，都去照过相。

　　主持人：这五年里你到过几次日本去作证？

　　王：两次。02年一次，这一次。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五年当中这么坚持？在判决之前您觉得官司能打赢吗？

　　王：我估计过，要按理由来说能打赢。再一个，到了北海道，听人说北海道败了，也觉得这个问题太难办，不过说人家这里治案办的好，当初光法律团体就好几十个，本来没想到这个案子能打赢。

　　主持人：现在是判定每个人要赔偿你们800万日元，而且也认为日本政府是有责任的，您对这样一个结果有什么样的感想？

　　王：当时感觉到企业家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有些心里不大服似的，还不大太同意，但是下面都鼓掌欢迎，也是好几百人参加，在法庭上。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我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帮助。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大爷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律师告诉我们说，这个案子最大的突破就是新泻地方法院认为，在劳工案上日本政府是有责任的，而且应该给予赔偿。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政府对这样一个判决显然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意，他们也在进一步商量对策。此外有一个信息也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在几天以前，一个非常类似的劳工案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了最后的判决，结果却是判中国的原告败诉了。 两个非常类似的案子，为什么一胜一败？这次认定日本政府有责任，而且应该给予赔偿，对于今后类似的案子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连线一直在参与这个案子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康健律师。康律师您好。康律师，这个案子判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日本政府感到非常意外，而且是不满意。新华社的记者要求采访法务省的官员，结果他什么都不想说，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什么感觉那么意外？

　　康：因为在以往案件的判决中，不管是劳工、慰安妇，都是判决日本政府不承担责任的。劳工案因为有一些相同的事实，所以法律应该相同的适用。日本政府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主持人：以前为什么都说日本政府没有责任呢？他们常说“国家无答责”是什么意思？

　　康：也不是一条法律，很陈旧，日本宪法实施的一个法理，认为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如果对公民造成一些损害是免于承担责任。但这个前提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再有一个是对你国民造成损害的时候。而索赔案中是对他国公民，跑到他国领土上实施不法行为。去年东京法院判决虽然判决原告败诉，两个地方的法官都认为日本政府当年抓劳工的国策，根本不能视为合法性，所以根本不适合国家无答责的前提和基础。

　　主持人：这次的法官为什么会有突破？您觉得主要理由是什么？

　　康：其实如果一个法官，真正用一个法律家的视角看待这个案件的话，我认为原告应该。

　　是都胜的。能不能突破就在于日本的法官是不是用一个法律家的心态来面对事实。我认为这次法官确实以一个真正法律家的姿态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1944年的时候，当年日本军械港，几十年来罕见的寒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员工光着脚，衣服很单薄，在这种情况下干很繁重的劳动，极不人道的。日本诉讼案律师团要求现场勘验，法官接受了，在这么多劳工诉讼中这是独一例。所以在去年的1月27号请了一个原告来，到了码头去。劳工一面说一面哭，法官很感叹地说这哪儿是现场勘验，这简直是又一次原告的证言陈述，他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原因。

　　主持人：有一点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知道在1993年之前，这些关于中国劳工的文件是被作为绝密的文件，93年只有外务省的文件披露了相关的事实，即便如此，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对这件事情也讳莫如深。你们取证的时候除了受害者的控诉之外，怎么获得足够的证据？

　　康：主要的证据实际是来自两方面的，一个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这方面的，当时的历史档案，还有内阁会议的一些记录。另外还有内阁会议在战争结束以后有关这些事件的讨论，日本（诉讼案律师团）通过国会，国家图书馆查到了，1958年的时候，政府对待中国劳工问题，他们的意见，他们当时认为反正也没有资料，我们不予承认。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幸存者，甚至还能到日本作证的老大爷来作证。比如在（企业的报告书）上面写的给他们每天定量，有多少肉，还有油、鸡蛋，实际劳工说这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根本就没吃过肉，很多劳工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做的是虚假的记录。法官在判决书中也确认了这点，确认了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在战争结束以后表现出极为不诚实的做法，而且不诚实的举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受害者行使诉讼权力。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就在几天之前，在北海道札幌判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案子，但那个案子原告是败诉的，当时有没有造成你们心理上的压力？

　　康：札幌作为一个很糟糕的判决，很不人道的判决，肯定对整个案件是有一定的消极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它不可能，不应该形成一个潮流。如果真要形成潮流，要悲哀的不是中国的受害者，而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司法界，因为它如此地反人性，它有什么资格再抬起头来说它是民主国家。

　　主持人：这次案子如果有突破，要判日本政府有责任，并且要赔偿，对以后的案子有类似的影响吗？

　　康：同样案例是可借鉴的。我想这个判决应该载入日本司法史的史册，当然对其它案件会有影响的。不过我们也感受到日本政府肯定会推卸，动用一切力量推卸责任，并不像他在外交上的样子，并不是对历史真正的反省。

　　主持人：他们会不会继续地上诉？

　　康：很难说。因为我们这方要求日本的法律择日执行，把应该赔偿的钱先交到法院，日本政府拒绝了。

　　主持人：您觉得高院会怎么看这个事？以前有过这样的吗，在地方法院胜诉，到高院败诉？

　　康：现在还没有，在高院的都还没有判决结果。这个案件99年8月份起诉的，到现在已经5年了，日本也没有时间限制。但是高院从理论上来讲，它不应该，不过很难说。

　　主持人：我们知道所有的日本对日的民间诉讼，现在所有打官司的资金是由律师来垫付的，是这样的吗？

　　康：不光是律师垫付，另外还有日本民间的募集，非常艰难。我觉得你可以想象，每一次人往返的费用应该是几万元人民币，多少次，多少位原告，还有陪同。作为日方，日本友人这方已经为这一类的诉讼案件已经支付了将近一千万人民币的数额，这是多么大的数字。

　　主持人：你们接下去打算怎么做？

　　康：我们肯定为了这个，督促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这方面，我们肯定要坚持到底，也希望得到各界的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实际支持。

　　主持人：非常感谢康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现在民间对日诉讼的原告大致分成这么几类，那就是中国的劳工、慰安妇，当年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和毒气弹的受害者，以及日军侵华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这些案子在最近几年都有所突破，但是他们无疑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那就是资金缺乏，举证困难，以及日本政府不愿意轻易证实和承认历史的事实。对日诉讼可以说已经见到了曙光，但这条道路仍然崎岖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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