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论坛]非公经济：路越走越宽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10日 10:37)

　　策划：朵生春

　　

编辑：葛宗萍

　　嘉宾：刘伟 常修泽

　　播出时间：3月9日

　　记者：各位好，欢迎来到《央视论坛》。在9日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小组审议和讨论中，非公经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另外，在9日上午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就这个问题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此次修宪意见中，对于非公经济表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对非公经济将来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演播室就请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和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常修泽教授。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来简短回顾一下非公经济在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

　　记者：此次修宪意见中把原来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我们看多了两个词，一个是鼓励，一个是支持。那么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在江泽民同志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写进宪法，这意味着什么？

　　常：原来的提法就叫做引导，前面没有鼓励和支持。引导我觉得当初它的着眼点，是看到了非公经济那种不规范的一面，因此着眼于引导它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但是并没有提鼓励和支持。因此，从态度上来讲，并不是很鲜明，不是一种鼓动性的，主动的，积极的，而带有某种，我允许你做，允许，而不是鼓励。这一次我觉得加上鼓励和支持，表明了立法机构对这个非公经济的一种鲜明的态度，是一种鼓励的态度，是一种支持的态度，就更加积极地多了。

　　记者：我个人是这么体会的，说这个引导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国家政府在前，民营经济在后，我来引导你应该这么做，现在加了一个鼓励和支持，这两个词我们就体会动力的感觉，给人的感觉是民营经济在前，国家更多的从后面给他们一种推动的力量，能不能这么理解？

　　刘：我想是这样子的，加了这几个词，第一，体现了我们思想态度的根本性实质性的提升和变化。第二，确实体现了中文表现问题的生动，确确实实。你别看就这么几个字，所以很多外国人他根本不理解这中间，你说从最开始我们说承认个体经济，允许个体劳动者，然后承认个体经济。

　　记者：那是开了一个小缝。

　　刘：然后叫补充，然后叫必要补充，然后是组成部分，然后是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构成，等等等等，你看它每次变化，也就两三个字，但是这个是反映了什么呢？我们中国非公经济在改革开放当中，凝重的历史反映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宪法上来说，折算成就那么几个字，这几个字，字字千斤，因为它背后是非常凝重的。

　　刘：不仅是这二十几年改革开放，我们非公有制经济在制度上，经济发展上做出贡献，赢得了我们社会制度上的承认，赢得了宪法修正过程中对它的关注，不仅是这样，实际上你看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真正对中国民族的私人资本或者是私有经济，真正资本性的这种事业，我们从整个近现代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制度上给予支持保护和鼓励，不管我们过去做得怎么样，我为什么感到特别鼓舞呢，大家看，我们甚至对外商、外资都说积极引进，大力支持，给予优惠，国民待遇，特别是入世了。我们对公有经济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的基础，如何如何，我们什么时候讲过积极支持，大力引进，大力培育，大力发展中国的非公经济。

　　记者：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外资是什么，就是外国的民营资本，它都是私人的，它进到我们国家来，结果我们对它的重视还强于对自己民营资本的重视，这样一来等于把这个问题，把这个地位归为本位了，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刘：所以特别令人感到鼓舞，中国人在制度上对中国自己的非公经济，自己的资本产业不要自己歧视，至少咱们不比外资遇到的环境应当更恶劣吧，所以我说鼓励、支持、引导、监督、规范。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什么呢？市场经济是什么？是法权的，英雄不问出身，有钱不问来路，这个企业不看你是出身，你是外资的，你是民营的，你是非公有的，你是国有的，市场不承认这个。

　　记者：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在国有资本能够进入的八十多个领域里边，外商能够进入的是六十多个，而同样这些东西，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四十多个。这种比例在宪法一旦确立下来这一条之后，会不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常：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估计是广东的情况。

　　记者：对，没错。

　　常：是东莞的一个材料，我做过这个研究，这是一个局部的情况，它大体也反映目前的一种状态。确实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对于中国的民营资本，或者是对于外商来说也好，在政策上应该说还是有某些个限制。虽然中共中央在去年已经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们的宪法要对此做出一个新的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还存在着一种歧视。

　　记者：问题就出来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有包括党对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向来看这些歧视都没有了。为什么现在隐性的歧视，开始渐渐地成为一个问题了？

　　刘：我想这个歧视是根据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即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方针决策以及宪法明确下来了以后，把它变成具体的制度、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制度建设下去，落实下去，它有一个过程。这肯定有一个社会过程的。这需要很多什么呢？很多方方面面的衔接，体制上的，包括税收，包括金融秩序上，包括所得税、信贷一系列的监管社会问题上，你这个基本财产制度的这样的变化，它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应当说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是我想最基本的制度明确了，这个过程不会很长。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的非公经济本身发展，确实是有一个发展的适应性和规范性的问题，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要遵照的这个制度在发展，这是一回事，和你本身发展过程当中，在很多地方和这个制度在直接碰撞，那这又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我们制度建设，具体的制度，有一个落实的过程。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民营经济本身的发展，它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守法，依法来发展的问题，如果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当然它就会遇到很多限制。

　　记者：刚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鼓励、支持和引导这几个词。实际上我们同一句话里面，还有一个词应当注意的就是，对非公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去年全国工商联对整个全国的民营资本做了一个摸底式的调查，其中就问民营企业家，你们最担心的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普遍反映贷款难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很担心。还有就是要求打破行业垄断，解决行业准入，再有一个他们关心的就是，法律上明确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问题集中反映在对他们的“三乱”上，比如说调查显示，平均每户企业各种摊派4.38万，各种捐赠6.25万，应酬交际10.04万，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很多民营经济、私营资本家他们这么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崽八个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遇到有利了，谁都来管我们，没有利的谁都不管我们。

　　刘：这个我想是企业发展和成长竞争的环境问题。这个东西比从我们宪法上，或者某一项制度政策上改正修正过来要艰难得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项修正，每一次会议的，而是整个社会历史的现实的，为我们的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它所提供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问题。这个环境的改造，恐怕是个非常长时期的问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本身来说，从它自身和它环境来说至少有三大问题。一个问题我给它起的名字叫什么呢？它面临着一个困惑，在体制上，忠诚和效率在赛跑。如果是用家族人在管，忠诚，也便于监督，但是可能没有效率，就是专业上差。如果找代理人来替他管的话，可能有专业效率，但是可能不忠诚，可能骗他。现在民营企业究竟是用家里人管还是找代理人，而找代理人非常麻烦，第一没有经理市场，哪儿找去，通过市场找不来。第二，还不像国有企业有组织部去帮他寻找干部，既没有一个组织部帮他寻找，又没有市场，靠非常偶然的，找来的风险非常大，这是一个困惑。用家里人管，很多企业是这样子的。你看企业领导人他姓张，就全姓张，姓李，全姓李，中间突然出现一个姓王，一查，女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很多人批评他们这一点说家族化如何如何，但是现在考虑什么呢？社会上没有给他提供经理人市场，上哪儿找人代理，所以怎么办，这是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我给它起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高速发展与承受风险之间如何选择它有个困惑。因为发展速度越快风险越大。小的时候民营企业发展速度特别快，真是。不是以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我们看到很多天方夜谭的故事，南下口袋里装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年之后回来是亿万富翁，这在成熟的市场社会里不可想象，在我们中国它是真的，真有这种事情。他曾经这么快速地成功过，所以他增长欲望非常高，但是欲望高风险就大，你究竟怎么办？大了以后一旦破产社会责任还大。这二者之间究竟怎么选择。我把这两个困惑叫什么呢？一个叫体制的青春期，一个叫成长的青春期，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本身遇到的这些问题，这是内在的。本身的内在问题再加上一个对民营企业来说并不健康，并不完备的一个社会环境，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对这个民营企业有一个困惑，什么呢？支持和监督，究竟怎么处理。我们是既有支持引导方面，又确实对它有一些不合适、不规范的地方，因为它非常生动，生动的东西最容易违法。可能你过去没有具体的法规，它做出来了，你怎么认识？争议就很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即使有法规，限制它，那么它要突破你，这可能冲撞也很大。还有一个是它确实带有原始积累时候的龌龊或者是原始积累时候的血腥，这种现象确实有。不要说我们的法律，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的法律可能对某些行为都是不能予以承认的。这几方面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什么呢？我们社会对它的支持和它的监督这方面，怎么把握，这中间确实是有困惑。所以，我想我们民营企业这些问题，大概是三个方面的这种困惑。有它内在的，有它和社会之间的。

　　常：刚才您说的民营企业家顾虑反映强烈的几个问题，其中就是个人及其企业的财产得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反映问题里比较尖锐的一个。我想这么一个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是存在的，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之所以存在，是和我们的宪法，没有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权有关。虽然过去也讲保护私人的财产，但是那个地方讲的是保护私人的生活资料，注意，它讲的是生活资料，没有涵盖生产资料。这一次做了重大修改，把所有权改成财产权，连使用权收益权都一并保护，这就大大地扩展了保护的范围，使大家更吃一颗定心丸。

　　记者：今天上午我在看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厉以宁委员说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他在广东进行考察的时候，当地一些民营企业家这么跟他说，说厉教授，你能不能给中央带句话，跟中央说一下，不管家猫还是野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今天厉以宁教授就说怎么会有家猫和野猫之分呢？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他们首先是自己把自己看成了野猫？

　　常：这个问题有它深刻的历史和制度的原因，当时中国改革初期就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计划经济根深蒂固，中国的民营经济是从计划经济的外面萌生出来逐步地成长，它是走了一条体制外的边际演进的发展道路，因为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我打不破你，我在外边生长。你站在正统的计划经济上就把它看成是一个野生的东西。殊不知从1999年，我们上一次修订宪法，宪法修改案里边已经做出了一个新的论断，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把它从体制外，把它放到体制内了。按说也是家里的，也是我们自家人了，在这一点上跟公有经济应该说是一样的，一视同仁的。

　　刘：把它说成是家猫也好，野猫也好，给中央捎句话也好，这个区别最重要的在于什么呢？实际上非公有经济已经给我们社会证明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它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你看我们现在粗略地讲，我们非公经济在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纯粹私有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提供的，大概是20％左右。

　　常：我插一句，加上外资，大约33％。

　　记者：三分天下有其一。

　　常：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

　　刘：这是一块产值上，吸纳就业，刚才讲的是GDP上。吸纳就业，特别是城镇这一块，是相当活跃的一支力量。

　　常：这个数我补充一下，大约一年，非公经济安排就业岗位是六百万左右，我们一年一共安排八百到九百万。

　　刘：十年时间大体上讲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大概10年时间，我们非公经济企业数目大概是增加了11倍以上，平均每一户注册资本的规模大概上升了有45倍，平均每一户的产值规模大概提高了有36倍，平均每一户的雇工人数增加了大概有10倍，这些指标都反映你企业的基础指标，在这十年里可不是以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它是以几十倍这样的速度，那你想想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各方面的贡献，我相信只要尊重事实的人都得承认。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当时江泽民同志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包含着这些非公经济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企业主在里边。因为它确实不是谁在文件上封他的，不是谁在哪个文章里去这么概述的，是他干出来的，不承认不行，确实是这样。

　　记者：邓小平说不管姓资姓社，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现在我们说不管家猫野猫，不管你姓公还是姓私，只要是你能够为国家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就要得到尊重？

　　常：我要补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两个就是它对于促进科技进步的作用，因为世界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涌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这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包括信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新材料革命，非公有制经济一马当先。中关村的这些科技企业当中，相当多的是非公有制企业。它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功不可没，这是一个。这是技术创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促进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特别是企业的产权制度这个变革。因为我们现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有进有退，国有资本陆续地被置换出来。那么置换出来以后，哪一种力量去填补国资退出的空间？哪种力量？我们可以说有外资的力量，还有一种就是民营资本的力量。那么最近这几年据我调查，民营资本参与国有资本的置换和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势头很强劲。它通过参股的办法，通过兼并的办法，通过收购的办法，通过以及跟它合资的办法，促进了咱们国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从而促进我们体制的创新。

　　记者：宪法中对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表述，不仅仅是一种提法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随着国家对非公经济政策的不断明确，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情，这次修宪对于非公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了信心和保证，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创造财富的活力。

　　记者：而且我听到评论说鼓励这个词以前从来没有用在非公经济上，只有对公有制经济我才鼓励你，现在对非公经济同样使用鼓励和支持，最起码说明一个，就是对非公经济和公有经济，这是一视同仁的。

　　常：最近这个问题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允许并且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基础设施领域、公用事业领域和其它事业领域。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基础设施，就像铁路、民航、电力、电讯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公用事业领域，包括像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供热、供电这些个公用事业，过去这两个大的领域是不让非公有制进入的。现在大胆地来做出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刘先生？

　　记者：不知道以后对于吸引多少外资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这一条是不是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变，吸引多少内资民营资本，如果也成为官僚的政绩，恐怕这个现状会得到改观。

　　刘：这很简单，这个问题如果从制度上来说，不是你吸引哪一个资本来，而是你这个地方真正建设的成就。我们现在还不仅是经济成就，什么科学的发展观等等，要求你地方建设评价标准体系越来越科学和现代化，而不在于说哪一种资本。

　　记者：没错。

　　常：这里边有一个概念需要把它界定，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按照我的理解和把握，它内在的包括外资经济。现在我觉得媒体和有关方面讲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外商的经济，包括国外的在华资本和我们中国的港澳台资本，把它放在好像非公有制经济外边，实际上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只要它不是国有企业都是非公有制经济。那么这里边按照它内在的逻辑，应该也包括或者涵盖外商的资本。

　　但是由于外商资本有时候单独地把它挑出来，于是非公经济就成了咱们常说的个体和民营了，但是科学地说它连那一块，一块儿包括在一块儿。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本次修宪，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四部宪法的第四次修改。那么这次修订，跟它相适应的有一个就是对公民的这种合法的财产权保护，不容侵犯，这个论断写入宪法。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记者：您刚才说吃定心丸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现在他们吃了定心丸，不是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也不把钱弄到国外了，现在他们把钱投到哪儿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些部门还是存在隐性的障碍，因为这些年福布斯给中国的企业排行棒，都是现行的IT和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我们看资本密集型交通金融保险很少见。一旦宪法这次修正案针对民营经济的修改得以确立，这种现状会不会得以改观。

　　刘：会有改变，但是不可能寄希望于特别迅速。为什么？第一，中国这次宪法的修正，我们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是什么呢？是对这20几年非公经济发展中产权不清的一次制度的扩清。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说句老实话产权天然不清，就这么稀里糊涂起来的，究竟是谁的搞不清，像中关村一条街当时成长起来的IT企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长不大的小老树》，当企业上市发现无主，根本没有出资人，谁都不是，也不是这些创业人，这些创业人虽然贡献很大，但是你看从出资关系上谁都没有出资，这种天然不清的一批企业起来了。这是一。

　　还有一件不清是以家族和家庭界定的，没有落实到自然人，夫妻之间没有说清，兄弟之间没有说清，父子之间没有说清。大了以后怎么样，各自更关心多少是我的，而不关心企业了，所以怎么办，分家。民营企业这些年夫子反目成抽还少吗，产权没有明确到自然人，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清。这是第二个不清。

　　第三个不清是经济形式和法律形式不一样，经济上是个人出的资，非公经济，注册的时候得注册为公有经济集体所有制，戴了红帽子，肯定要打架。一系列混乱的情况是我们20多年的改革当中，特别是80年代民营企业发展，非公经济快速成长当中它不成熟，我们的制度准备也不充分。所以出现了这些生动的现象。这些现象到今天就影响到我们非公经济乃至整个我们社会经济、国民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了。所以我们这宪法的修正，既是尊重它的发展，又是针对这20几年实实在在分工非公有制经济制度缺陷所提出来的，是一种需要。我想这种问题一解决，对它今后的发展肯定在制度上是强有力的支持。至于刚才您说的进入那些大基础的，交通等等这些方面，我想有另外两个问题限制。一个问题限制大家知道，中国的非公经济和其它那些转轨国家可不一样，它是民间的原生的，是在从小到大自我发育、自我竞争过程中出现的，所以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比如我们说其它转轨国家，比如俄罗斯，它从92年以后，它所谓的非公经济、私有经济就提出大私有化，大私有者的战略。它实际上是把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卖给私人的时候，它刚开始就规定，比如说你买这个企业一次买，买不到20％、25％，你不能进厂。所以现在形成所谓六大巨头也好，过去传统的官僚资本和现在所谓的实业巨头形成垄断也好，很快形成大的私有甚至是垄断，而且把巨大的资源这些控制在手里。这样的私有者，现在我们说英国富豪的排榜头几名是俄罗斯人如何如何，这是这种情况，这当然是人家的事情，我们不过多评价。中国的非公经济都是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这么一点点地竞争当中过来的，所以它的实力无论从资本还是从技术还是从管理经验、管理水平来说，它要想进入社会化程度非常高，要求的资本量、技术含量管理水平非常高的领域，我想它有一个成长过程。

　　记者：并不仅仅是垄断。

　　刘：不是我们垄断让你进，还是不让你进。

　　记者：让你进你进得来进不来。

　　刘：进得来进不了是一个方面，你有没有那个承担责任的能力，但是我们幸运的是，宪法做了这么重大的调整和修改，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将向一切有能力的人，而且我们也要求和动员一切资源进入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能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制度开端。

　　记者：就像常先生说的英雄不问出处。

　　常：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作为私营企业主民营经济有没有能力进入，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你是不是让我进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能力来说我做过研究，目前中国的私营企业，最新的数据，就到2002年底，是237万家，它总的注册资本实际注册资本是23400亿人民币。实际资本，据我调查推算，比这个大得多。有的一个省，比如浙江省和江苏省民营资本实际的量，拥有量大约在7、8千亿左右，实际的资本量比注册资本量大得多。最高的据全国工商联自己对会员的调查，私营企业里总资产最高的是达到250亿，销售收入最高的达到350亿。

　　但是总的来判断，中国的私营企业里边还是大私有企业少，中小型的私有企业多。因此确实有一个资本的力量问题，但是总的看力量也比较可观。另外第二个角度，就是政府你允不允许我，让不让我进，从去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已经原则性地做出了规定，除了法律法规禁止进入以外都可以进入，包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但是，我感觉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中央的这个决定和宪法新的论断，把它具体化。你说除法律法规禁止的以外，那好，需要及时地拿出一个法律、法规禁止的那个目录，到底你说哪个地方禁止，有了这个明确的禁止以外，其它你没有载入的都可以进入，都不禁止。那么这个东西有关部门据我了解，也正在抓紧来进行拟定，拟定产业的进入的目录。

　　记者：要占到80％左右。

　　常：70％左右。

　　刘：这是安排就业有统计现时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增长7％、8％、9％，经济增长当中非公经济做的贡献占了40％以上，也就是说每年经济增长里头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增长，其中一小半是由非公经济拉动的。

　　常：从增长率也可以看出来，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去年GDP增长是9.1％，但是这一块非公的增长率平均在20％以上，它的增长率相当于平均国民经济增长一倍以上。

　　刘：基数不是公有制那么大，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速度非常快，拉动了整个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指标，虽然不是全部反映发展的，它和我们的财政、就业都有很大关系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给予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记者：好，我想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如果听了两位，你们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更加感动。

　　刘：确实它的发展当中，刚才你说了企业家问卷调查当中很具体怎么落实其中贷款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两方面，一个是中国民营企业现在资本量很小，发展主要是靠间接融资，也就是说它对贷款的需求量特别大。那么相对于给它的贷款可能性的资源不足，这是一个，它发展的要求。当然另外有一个，你想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呢，比方当一个社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几乎都是或者绝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在控制的时候，而国有银行的资源的信贷资源的分配首先要听命于政府，因为你是国有的，听命于政府的同时，首先要给体制内服务，国有的要给国有企业服务。这种体制上的这种问题你说让国有银行拿出多少资源来给体制外的非国有非公经济，可以，但是拿来之后从制度安排上这就不顺畅，可能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宪法我们说支持引导如何如何明确了。党的文件也明确了，那么好了，你的这种体制的改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贷款政策的问题，你银行体制性的改革是不是允许一个竞争性的，包括什么？包括多种所有制，甚至包括非公经济进入的一个金融业，如果有这样一个金融业，现在外国资本进来以后，金融业的市场不是也要向人家逐渐开放吗，你要给人家国民待遇。那我中国的私人资本早就是你的国民，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待遇。有这个体制的变化以后，金融体制没这个变化，我相信非国有体制之外的非公经济，它要想获得一个公平的信贷环境不可能。

　　记者：一句空话。

　　常：对非公经济来说整个社会越重视我们，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给我们很高的地位和法律的保障，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有几点忠告和几点想法，四条。第一，社会对我们越重视民营经济本身，这些企业家本身应该更加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提高自身的水平，这是第一条。第二句话就是，抓住当前有利的时机，来抓住商机发展自己。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势头很好，研究我要往哪个产业推进，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我去收购什么什么国有企业。

　　记者：找准方向。

　　常：找准方向，抓住机会发展自己。第三，除了我自身的非公经济发展之外，还要研究怎么去和国有资本、外商资本、集体资本进行融合和伸缩。因为混合所有制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一个模式。我未必是自己发展，我可以混合起来，渗透在一起发展。

　　第四句话就是要按照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调整我们自身的公司的内部结构，加强管理，这方面工作还很多，特别是有一些家族企业，某些个管理方式，我们还需要更新，需要升级。

　　记者：非常感谢常先生的忠告，也感谢刘先生。非常感谢。

　　刘：我想在党的十六大上表明我们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对非公经济态度的变化。那么这种指导思想要变成一种制度，要变成全国全社会的行动，一定要有制度的衔接和保障。那写进宪法，这是我们把非公经济在中国发展，建立系统完善的制度保证的最根本的措施。我想这是从思想变成行动，从党的认识变成全社会的制度，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责编：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