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原创] 为了不再被忽略的无奈

央视国际 (2004年02月19日 16:18)

　　民工 —— 一个应该废除的称谓,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一个令人感慨的话题

　　

又是一年春节过去了，又是一个“民工”大潮涌来了。各地开往发达地区和沿海城市的列车趟趟爆满，据有关方面报道，元宵节前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返城人数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仅北京一地的日到达客流就已经超过了三十万人！

　　一个个可能熟悉的身影，一张张或许陌生的面孔，带着希望或茫然、沉稳或稚嫩、欣喜或忧虑、坚定或困惑，汇集成滚滚的人流，从农村、从乡镇，涌向各大中城市。年复一年，春去春回，形成了一道近年来极具特色又颇为壮观的独特风景。

　　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了这一年一度的潮来潮去，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民工”这一特指专用而又令人心酸的称谓，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只是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民工”和“无奈”，这两个本应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却越来越频繁的在现实生活中，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在每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前夕一起出现。

　　在户籍制度上，我们国家把人口分为城镇和农业两大部分加以管理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在经济类型的划分上，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其所归属的“单位”来管理其活动。未经“单位”批准或同意，私自离开本人所在地长期外出的，被叫做“盲流”。小的时候，我一度总弄不清楚“盲流”和“流氓”有什么区别而把两者混为一谈，后来才明白，所谓“盲流”，是指“盲目流动”的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土地经营承包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经济兼行政组织对村民的人身约束，一向紧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发的大门也就不可避免的被挤开了最初的缝隙。开始的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民主要是以当保姆，或以走街串巷卖炒货、馄饨、 蔬菜、鸡蛋等小买卖来谋生，后者常常被视为“投机倒把”而受到取缔或修理。“民工”一词还没有出现的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逐步深化。政策上对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对个体经济的鼓励发展，逐步导致了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得到拓展，在更为广泛的生活服务，如餐饮理发、各类修理、废品回收、服装剪裁、打制家具等领域他们都能找到了容身之处。这一时期，各城市对外来人员在居住和就业上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统而归之称为“流动人口”，仍未以“民工”一词冠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速度明显加快，除了在1989年左右的“市场疲软”和1994年前后的“经济调整”时期有所停滞外，基本建设规模始终处于日益扩大中，城市发展和建设前所未有的持续升温。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农贸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酒楼饭店休闲娱乐场所，给外来人员提供了空前巨大的进入城市，改变人生命运的发展机会；经济发达地区，众多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企业，不需要太高文化和技术，也大量吸纳着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从事熟练劳动的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年；诸如房地产开发、市政建设、各项公用事业及城市环卫等领域，也先后向广大县乡镇村的富裕劳动力敞开了大门，召唤着数以百、千万计的农业人口走上崭新的城市打工之路。而这，可能就是“民工”一词之所以产生并迅速得到广泛使用的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企事业单位中曾有“固定工”和“临时工”的区分，能当“临时工”的基本是“由所在街道管理的”城镇无固定职业的人员；部分企业中也曾用过“民工” 或者“农民轮换工”，一般都是通过企业和地方政府协调、有组织的使用的。以上两者都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指的“民工”。而所谓的有序或无序、自发性或组织性，自由行为或计划行为，或许就是判定其间区别的显著特征和基本标准。

　　望文生义，如今的“民工”一词，或许就是“农民工”或“打工的农民”的省略称呼。但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这中间奇怪的逻辑：既是“农民”，怎么又是“工”？既是“打工的”，为什么还要叫“农民”？忽略不计他们现在从事的行业工种差别，却忘不了用一个“民”字来统而冠之，究竟是一种什么道理抑或心理使然呢？以我的孤陋寡闻不免认为，制造出“民工”一词来称呼这一庞大的特定人群，并非是承认这部分农民（农村人）和工人（城里人）的差别正在消除或已经缩小，而恰恰是在顽强地坚持和强调这一差别的不可更改！而这其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仅仅是因为出生时户口簿上那两个打印的铅字，是吗？！

　　记得在八十年代（也许还有九十年代初、中期），进城务工（包括做小买卖）的农民中的多数人每逢麦收和大秋的农忙时节都要回家，那时的他们以“农”为主，以“工”为副，被称为“民工”还可算是恰如其分的。但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的人把土地留给在家的亲友耕种，也有的人已经转包给他人经营，还有的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已经没有了土地（如开发占地等），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职业的“务工者”，放下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对土地的那一份眷恋、依赖和牵挂，把自己和家人的对满足现实生存的基本要求和对改善未来生活的殷切期望全部寄托给千里托身的那一座座城市。他们大都干着为城里的我们所不屑从事的苦累脏险的工作，终年住在简易的工棚或简陋的出租房里，整日吃着没滋没味缺少营养的饭食，对两头不见太阳的长时间连续工作已习以为常，有病有灾不敢上医院也不敢奢望休息。他们亲手盖起的大楼越来越漂亮，他们亲手修筑的马路越来越宽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是刚刚放下锄把只会出一把子笨力气的庄户人，在长期的打工生涯中已经老练成熟，具备了相当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甚至管理才能。他们对城市现代节奏的熟悉和适应程度丝毫也不逊色于我们，他们的存在和融入对支撑和维系城市的正常运转已经不可或缺。但是，就真正意义的城市生活来说，他们却似乎永远是局外人。

　　“暂住”的身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敢奢望每天能够在劳动之余与家人欢聚一堂同享天伦之乐，更令他们不得不时时准备面对无端的歧视、怀疑、盘问或刁难等种种尴尬际遇；他们的子女无法在公立的托儿所、学校入托就学，许多正值学龄的孩子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更多的只能丢给家乡的父母或亲友照看；无论“工龄”有多长，他们都不能获得退休、医疗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待遇，不能获得在城市落户居住的资格权利，而不得不像“候鸟”一样一年一度的在家乡和打工地之间往复迁徙劳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得不到一纸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劳动合同，享受不到法定的8小时工作和节假日休息的待遇；

　　劳动时间被任意延长似乎是天经地义，不仅既无调休也没有加班工资可言，甚至整年辛苦劳作所换取的菲薄的血汗工钱也被无端拖欠，以至有人连春节回乡的路费也无从筹措……

　　唉，我不得不说，难以割舍的“打工情结”，在带给千百万离开了土地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希望的同时，也带给了他们太多太多的无奈……

　　又一年的春节过去了，返成的“民工”——姑且让我还这样称呼他们——绝大部分已经回到了各自打工的城市，安顿下简单的行李，又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劳动。在新的年度里刚刚踏入城市的新来的打工者，有的已经（或暂时）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处所，还有的仍然在合法的非法的、正规的骗人的劳务市场里或用工单位间奔走徘徊。无论现实如何严峻，前途如何渺茫，未来如何难测，他们几乎别无选择，更没有丝毫退缩的余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农业科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集约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占我国人口总数绝大比例的农业人口不断的从历史悠久的第一产业中脱离，前赴后继的加入第二、三产业的从业大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让我们从更为宽广的视角，以更为宽阔的胸怀，用更为宽和的态度接纳和对待他们吧。如果说马上就全部消除他们步入城市后所面临的诸多无奈，还有许多政策上或法律法规上的限制的话，那么，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称呼，让他们感受到起码应有的尊重和公道，应该不是很难的吧？！

　　千万不要忘记，并非很久以前，我们的父辈或我们自己，不就是这样带着一身的禾香和土气，从辽阔的田野里走来的吗？！ （网友：拾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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