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子]沈荣骏：风险决策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23日 13:41)

　　CCTV.com消息(东方之子)：

　　20世纪60年代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航天测控网。

　　沈荣骏：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如果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出了以后，我们在座的都没法交代。

　　20世纪80年代他指挥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商业卫星发射。

　　沈荣骏：天助我也。

　　2003年10月16日他欣慰地看到了中国载人航天梦想的实现。

　　沈荣骏

　　1936年生于安徽合肥

　　1953年考入军委测绘学院

　　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神舟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1990被授予中将军衔

　　10月11日，装载着神舟五号飞船的火箭从总装车间转场到发射架。看到承载着几代航天人希望和梦想的火箭出场，沈荣骏很兴奋，对火箭的每一处细节他都如数家珍。虽然沈荣骏现在已退居二线，但是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亲临现场，关注发射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现场纪实：一旦如果说是出故障，就先把前面那个点着，那个尖上的，点着以后呼的一下，就把飞船先拖出去，拖出去以后，我们逃逸，这个火箭就是和别的最大的区别，和普通的火箭最大的区别，它有个逃逸塔。

　　同期声：今天你们的气象预报，我觉得是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个气象预报。

　　这个螺丝一拧紧就受力了，发射的时候它有没有变形啊？

　　没有变形。

　　就是这个三格翼这个加工，可是费了大劲了？

　　对。三格翼这个最难的。最难的就是这一块。我原来要求你们是发射前三天转场，就是三天就打出去。

　　张恒：自从神舟一号发射完了以后，您就退居二线了。随后的每一次发射您都来吗？

　　沈荣骏：都来。

　　张恒：您是不是本人也有一些扯不断的牵挂？

　　沈荣骏：那当然了。总是对航天有一段深情，特别是载人航天一开始搞到今天，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看看也还是我的心愿吧。

　　张恒：当初就是神舟一号，决定它发射的前前后后，我想你一定是记忆犹新的？

　　沈荣骏：可以这么说整个载人航天的工程，是我们中国航天史上一个最大的、最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张恒：最初酝酿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沈荣骏：1996年的下半年。

　　张恒：当时整个载人航天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沈荣骏：都是初样阶段，还处于技术突破的阶段。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对921工程到底怎么搞法还是有很多议论的。

　　张恒：都有些什么样的议论？

　　沈荣骏：有些同志就说了嘛，还是老问题出来了，到底这个921要不要搞下去？另外当时经费也很紧张，因为你想一个工程如果拖一年，可能是最少要多花10来个亿（人民币）。本来就很紧张的经费，你再这么往下一拖，这钱花的就更多了。而且我也想了，说句老实话，自己没有把工作搞好，怎么好意思去问国家要钱啊？对不对？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921项目下面怎么办？

　　由于当时国内就要不要继续上载人航天项目有一些不同意见，因此整个921工程的研制一度处于低潮，当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沈荣骏同时也肩负921项目副总指挥之责，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的内心非常焦虑。

　　张恒：1997年那个时候整个飞船的进度大约晚了一年半，而火箭的首飞是定在了1999年。那么1999年到底打什么？

　　沈荣骏：那就意见很多。有的同志说打配重。

　　张恒：打配重是什么意思？

　　沈荣骏：打配重就是说搞一个相当于飞船的外形和重量的这么一个模拟体。

　　张恒：那么它上去有用没有用呢？

　　沈荣骏：没有用。从工程来讲是打了一个废物，没用的东西。这是一种观点。甚至还有人说过了是不是干脆打一个探月的卫星？当时都有这样的意见，但是当时的进度上来不及。

　　张恒：当时您的想法呢？

　　沈荣骏：我当时是考虑因为我们过去在921立项的时候，我们曾经向中央有过承诺，就是首次飞行实验叫做“争八保九”。

　　张恒：这是什么意思？

　　沈荣骏：“争八”就是我们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发射。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打一个飞船上天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实现向中央的承诺。我觉得这一点上，作为我们搞航天的人来讲，应该是很不甘心的一件事情。既然有了承诺，就应该千方百计得去实现。当时也有些有利的条件。

　　张恒：哪些有利的条件呢？

　　沈荣骏：从飞船来讲，电性船的测试情况是不错的。那么一些关键的技术，应该说基本上都突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第二个方面就是火箭的准备和其他各个系统，包括测控、通讯、发射场、落区、应用系统准备都是来得及的。

　　张恒：那当时不利的因素是什么呢？

　　沈荣骏：当时不利的因素还是在飞船上面。就是因为进度差了一年半，要赶上去，那谈何容易啊。就是说完全按照我们正式的飞船赶上这一年半的进度，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想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考虑搞一个试验飞船，这个试验飞船就是要求它能够准确的入轨，能够正常的运行，能够安全的返回。甚至于我还想过就算落的不准，只要落在中国境内，那也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试验对我们整个921的七大系统做一个全面的考核。

　　张恒：这个想法是您提出来的？

　　沈荣骏：这个想法是当时我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后来，我对这个问题就和总师系统，特别是和飞船系统的总师也交换过一些意见。

　　张恒：他们有什么想法？

　　沈荣骏：他们也觉得是个好办法。但是就是觉得进度上有问题。

　　张恒：问题在什么地方？

　　沈荣骏：他们认为工程的短线是在上海。上海航天局，就是推进舱，推进舱在上海航天局（生产），就是现在的八院。当时进度是赶不上的，困难很多，有些需要做的试验工作，没有做完，所以根据这个情况我在1997年的12月30号，和我们机关的同志一起，我们到了上海。

　　飞船系统推进舱的研制进度，关系到整个发射的成败。到了上海以后，沈荣骏马上对上海航天局的生产进度进行了考察，紧接着又和上海航天局的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张恒：你对他们说了什么？

　　沈荣骏：我是这样说的，当前就是这么一个形势，整个飞船的短线是在你们这里生产，我也知道你们有些困难，但是从大局上来讲，如果1999年不能够发射，那么我们整个921工程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且我们就违背了向中央的承诺。我说这是一个大局。

　　张恒：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沈荣骏：经过大家讨论，他们说行吧，我们千方百计，我们一定赶上去，不拖工程的后腿，我说我就要你这句话。

　　张恒：那么八院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整个（921工程）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呢？

　　沈荣骏：是的。因为当时的进度，卡就卡在推进舱上了。八院问题只要一解决，其他方面按照预定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

　　把试验飞船当正样打，沈荣骏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还有另外的考虑，因为921工程急需一场胜利来鼓劲。在上海得到肯定不会耽误发射周期的承诺后，沈荣骏更加坚定了自己决策的信心。回到北京，他马上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指挥部立即组织921七大系统会战，以加速推进神舟一号研制的整体进度。

　　张恒：当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知道这里面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沈荣骏：风险的问题还是技术风险。就是说第一次搞飞船嘛，这么紧张，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任何一个地方不能有大的反复，如果要出现一点大的反复，这个进度是无法保证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技术上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还是非冒不可。

　　张恒：为什么？

　　沈荣骏：因为我们既然有一个预定的目标，我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得去实现。而所谓的风险，最终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我们克服了存在的问题，我们就成功了。

　　张恒：如果克服不了呢？

　　沈荣骏：克服不了顶多是推迟。但是，它绝不会是像过去那样推一年半，顶多再推半年吧。

　　张恒：您这么有数？

　　沈荣骏：是啊。顶多再推半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张恒：当时您想没想过按照常规来讲做地面试验的飞船，它是不能上天的？

　　沈荣骏：通常这个火箭呢，如果要加强它的可靠性的话也的确需要打两三发配重，才能够增加它的可靠性的。那么现在我们都已经（取消了）我们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当时也有些专家说了嘛，你们这么干，是不是违反科研程序啊？我后来给他们解释啊，我说我仅仅是简化，而没有放松任何一点的质量要求，在试验飞船的研制过程中都是按照正样的要求严格地实施的，不存在违反科研程序的问题。就是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做一个茶杯子，我也许为了能喝水，我急着要喝水，我就那盖没做，我杯子做了，我能用，行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在做那个盖嘛，你总不能说它不是茶杯吧，它还是一个茶杯啊。我试验飞船也是这样，我主要的功能都有了，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毕竟飞船也从来没有上过天呢。

　　张恒：那么这些风险，在您真正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您在脑子里想了多长时间，想过吗？

　　沈荣骏：那想过。从开始酝酿这个思想也一年多了，想了一年多了，那不是仓仓促促地提出这么个东西。

　　张恒：当最后您要作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万一不成你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多么的重大，想过吗？

　　沈荣骏：当然要想。万一不成，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我是罪魁祸首啊。因为建议是我提的。当然决定是大家决定的，建议是我提的。我会非常地内疚的，等于我出了一个馊主意，对不对，真要是那个局面，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但是为了事业也不可能老考虑个人的得失。如果考虑个人的得失，我肯定不会提这个意见，那任何风险没有嘛，大家都平稳地往前走嘛。但是整个航天的发展都是在风险决策当中逐渐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张恒：这是不是在您的所有的决策经历当中，最难决策的一次？

　　沈荣骏：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系统太复杂了，而且是我们整个过去从来没做过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对我们的这支队伍，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今天看来，沈荣骏当年的决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在当时却要冒很大风险，从决策把试验飞船当正样打到组织实施，留给沈荣骏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泡在现场，而921七大系统他跑的最多的还是飞船系统。

　　张恒：从做出决定到最后火箭飞船等等都做出来，这之间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沈荣骏：18个月。

　　张恒：这一年半您的状态？

　　沈荣骏：我的状态两个字：紧张。心情紧张，工作紧张，一直在担心，怕它出事。

　　火箭和飞船虽然都是按预定计划进入发射场，但在发射前并不是一帆风顺。测试阶段，恰恰在沈荣骏最担心的飞船上面，一个重要组件出现了故障。而这时离发射时间仅有45天。

　　沈荣骏：正好是国庆节期间，我那时候还在北京呢，我那天在测通所，结果接了一个电话，说是前边有问题。

　　张恒：听到这个电话，你的反应？

　　沈荣骏：他们问我你是在北京定，还是到现场来定？我说我当然得到现场来定。我4号接得电话，5号我就到现场来了。

　　张恒：你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吗？

　　沈荣骏：是比较严重。

　　张恒：严重到什么程度，会对未来的发射有什么影响呢？

　　沈荣骏：这个核心的部件是关系到成败的。更换组件的话，要把整个飞船在现场拆开。

　　张恒：拆开会怎么样呢？

　　沈荣骏：拆之前是有分歧的。如果这个飞船拆开，现场的条件和在总装场的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拆开以后，有的同志就说了你拆开以后，万一要装不好，或者是装出问题来，那1999年发射可能就不行了。

　　张恒：当时你的主张呢？

　　沈荣骏：我的主张就是一条嘛，飞船质量第一。宁可把困难（问题）留到地面，绝不把问题带到天上。尽管有些同志他也是从工作出发了，反对拆，拆大底，甚至于都流眼泪了，但是从全局上来讲不拆还是不行，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拆。

　　围绕如何处理这个故障，沈荣骏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当时开会的情景。

　　同期声：所有的问题要解决到地面，不能说我这个还可以过得去，反正现在我们备份的很多，这个不行我还有那个。既然我们发现了问题不能说是把它留到这儿，那当然有的说留到这儿，留下这个问题，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万一有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如果有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出了，我看我们在座的都没法交代，怎么交代？本来就对它有疑问，最后说问题不大，放了以后真就出在这儿了，我看大家也就傻了眼了。

　　沈荣骏：我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拆了以后，我还开了一个会，就是招待所的接待室里我还开了个会。我说我们今天是讨论不拆，不拆有没有问题？反过来讨论呢。

　　张恒：你为什么要再开一个反过来讨论的这个会呢？

　　沈荣骏：更慎重。一些重大的问题都是这个办法。两个方面都来研究一下，这样就把事情做得更稳妥。因为搞航天呢，出事都是大事，没有小事，所以要非常地慎重。

　　张恒：这个会的结果怎么样？

　　沈荣骏：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不拆是有风险的。这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就来验证我们这个决心的正确性。

　　开完反向论证会后，沈荣骏又对拆大底的每一步操作环节进行反复推敲，同时也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准备。结果在成功拆开飞船的大底后不仅顺利更换了存在问题的组件，而且还找到了另外一个有故障的器件，在飞船发射前消除了安全隐患。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飞船顺利升空。

　　沈荣骏：这次发射我觉得还是很圆满的。

　　张恒：圆满在什么地方？

　　沈荣骏：出乎我的意料。达到了我们原来提的三条：第一准确入轨，打的很准，正常运行，运行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地面系统所有的指令，执行的是正确的，我那时候叫安全返回，实际的结果是准确返回，就是落到了我们预定地区的那个中间。

　　1999年11月21日，神舟一号飞船在太空中飞行一天后，安全返回地面，从1997年的风险决策到成功发射、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创造了奇迹，完成了一项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沈荣骏：我当时还说了一个比喻，我说又打了个10环非常不容易，所以这次成功更坚定了我对搞好921的信心。

　　张恒：那一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沈荣骏：松了一口气，一块石头落地了，起码不会成为罪魁祸首。

　　张恒：假设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假设一下，如果1999年神舟一号不能够顺利发射的话，今天的载人航天会怎么样？

　　沈荣骏：那就复杂了。那就面临着不能顺利发射是两个含义了：一个是推迟，推迟好说一点，无非是时间往后拖一部分了，这是一种可能；一个是失败，失败以后的局面，那就很复杂了，今天恐怕在这里没有办法预料现在这个局面。

　　每次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沈荣骏都要特别关注测控系统在发射前的准备情况，这一次也不例外。测控系统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飞船入轨后的飞行状态、姿态调整、飞船内部的温度压力控制等环节都要靠测控系统的指令才能完成。今天中国载人航天的测控网都是当年在沈荣骏的推动下建立的。为了创建中国测控网四十多年来沈荣骏倾注了很多心血。

　　（现场纪实）同期声：整个阵地上呢？

　　宇航员三个小时准备进去以后，电视信号是你这儿接，还是那边搞？都是这儿吧？

　　都是这儿。

　　还是你这儿吧，小站干不了你这个事嘛。

　　电视信号嘛，将来还得提高一点。

　　发生变化了。这是世界名牌，贼贵，太贵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搞，还是要搞国产化，所有的资料都要积累下来，积累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再有一定的规定和标准，再来做出最终评估，所以你无论如何你该记的东西得要记录下来。

　　张恒：这测控到底是什么？

　　沈荣骏：测控系统实际上是用来测量飞行物体的轨迹，就是它的位置、它的速度、它的姿态。

　　张恒：人们作过这样的比喻，说测控呢，像是人们的眼睛，也像是一个无形的手，也像人们的大脑和耳朵，您觉得这个比喻恰当吗？

　　沈荣骏：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道理啊。你看，听的嘛、看的嘛，把它记下来嘛，有些东西，然后手去操纵它嘛，控制它嘛。

　　沈荣骏1936年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1953年考入军委测绘学院，六年后来到正在建设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那时起他的一生就与航天测控结缘，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十分艰苦，测控站的建设几乎是在一片空白中起步的，但却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之路。

　　张恒：为什么当初要坚持独立自主这样一个精神呢？

　　沈荣骏：很简单，你记得毛主席的一句话吗？想当初苏联曾经答应给我们原子弹的样品，后来他不给了，就逼着我们自己研制，结果我们很快的也出了。1964年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毛主席说应该给赫鲁晓夫一个大勋章，也一样啊，我们这个东西人家也是不给的。

　　张恒：是不是逼出来的是吗？

　　沈荣骏：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他就是给，我们也未必买得起这么多东西。我不是说了嘛我们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落后嘛，他给我，我们不一定买得起呀。我认为一些尖端技术是不能靠别人恩赐的。我们应该自己搞，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不笨呢，别人搞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搞呢？而且事实证明我们搞的不比他们差。我们最终建立起了一个陆、海、空的一个立体的测控网，而且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大概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吧，就是说我们一块人民币的效益大概相当于一块美金的效益。

　　张恒：就我们相当于用了人家八分之一的钱？

　　沈荣骏：对。而且这个系统，我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实际也是如此。

　　张恒：从建立航天事业到今天，没有任何一次任务是由于测控系统的失误造成的失败？

　　沈荣骏：一次没有。

　　就在神舟五号发射前夕，负责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号遭遇大浪，沈荣骏立即与气象人员分析天气变化趋势。

　　同期声：我们现在整个来讲，北边这一块是整个是小的趋势，有点小，现在往北移多少？

　　这个是从西往东的。

　　对。

　　所以往东回避是有利的，往西是迎着这个上去的。

　　对。

　　沈荣骏：这还有风险，所以现在就这样，你赶快做一个预案，就是我们东移两度，这大体上是什么位置？给他们打个招呼，14号还要专门研究这个事，到底要不要回避。

　　好不容易抓住个这么好的办法，这边一个空档，包括转场那一天？

　　沈荣骏：对。

　　转场要放到今天就麻烦了。

　　沈荣骏：天助我也。

　　沈荣竣在四十多年的航天生涯中创造了很多项第一。领导中国第一枚载人飞船的发射，建立中国航天测控网，组织第一颗对外商业卫星发射。在这些无数个第一次的背后他体验过成功的幸福快乐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压力。

　　张恒：您一共参与领导了多少次对外发射，所有的加起来有多少次？

　　沈荣骏：连搭载带发射卫星27发，27颗星。

　　张恒：这27颗星有多少次成功，多少次失败？

　　沈荣骏：三次失败。其他都是成功的。

　　张恒：在这三次失败当中，哪一次让你最难忘？

　　沈荣骏：1996年2月15号。你也在现场嘛。结果呢火箭一起飞，平台就已经倒了台了，最后火箭撞到山上去了，那景象那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难忘。

　　张恒：这件事情在你的内心有什么影响吗？

　　沈荣骏：内心就感觉非常地遗憾。首先是就觉得原来就怀疑它，最后还是做出了发射的选择，总觉得心里很遗憾，要是当时定下来不打这个换，我就下决心换这个东西，不就没这个事了嘛。当时换又没有根据呀。所以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张恒：这么多次卫星的发射对我们今天的载人航天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荣骏：从两个方面讲吧，1996年2月15号我们有一次失败，同年我们还有另一次失败，这两次失败，对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说下定决心要狠抓质量，后来就提出了《72条质量管理的规定》对于整个研制过程进行全过程管理。另外提出了《对出现故障的5条归零的标准》，那是很严格的。从这以后，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由于狠抓质量的结果，我们的所有的卫星发射全部成功。七年多全部成功，百分之百，非常之不容易。

　　张恒：那么和921有什么关系？

　　沈荣骏：921 研制（飞船）正样是在这个背景下研制的。所以过去的一些教训，我们都吸取了，又赶上狠抓质量的一个大的环境，这绝对是有利于我们921的质量控制。

　　今天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问天之路后，沈荣竣感到由衷的宽慰，因为几代航天人的梦想终于成真。

　　张恒：无论是测控网的建立，无论是对外卫星发射，还是921工程，这三者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回顾您这一生40多年的航天生涯，您有什么感慨？

　　沈荣骏：航天事业是有风险的。但是值得骄傲。这就是我的感受。

责编：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