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执政兴国——建设法治国家

　　这次听证会上引人注目的是有12个消费者参加了听证，其中有一个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吴树林，他来北京打工已经15年了，刚开始他是建筑安装公司的农民工，现在他们已经负责着一个一二百人的工程队，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价格听证会上替打工人员说说他们的心里话。

　　（听证代表外来加工人员：吴树林）

　　吴树林：如果火车票价必须上涨，不能搞一刀切，比如说春节只涨软卧、硬卧车厢票不涨。

　　价格听证会结束之后，根据听证会大多数代表的意见，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反映，国家计委对铁道部提出的申请方案进行了较大调整，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和听证会代表们的意见一律上报给了国务院。在最后执政的方案中，充分照顾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硬座的涨幅以最初的方案下调了50％，涨价周期也大大缩短。

　　听证会代表外来打工人员吴树林：结果出来以后，我感到很高兴。国家充分地考虑到我们低收入者的切身利益，比如说上涨的幅度缩小了，上涨的周期也缩短了，证明我们在听证会上面提到的意见和看法起到一定的作用了。通过这件事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像以前票价上涨，下个红头文件通知一下就可以了，这次开了这么大的听证会，并且还采纳了我们消费者代表的意见，通过这件事我感觉到我们国家在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步伐越来越快了。

　　主持人（敬一丹）：当时这个价格听证会，我们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观众非常关注。我特想知道，您当时是以什么样的眼光，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关注这个价格听会的呢？

　　乔晓阳：我作为一个立法工作者，我的角度就是看我们国家的物价主管部门他们是不是依法行政，是不依照《价格法》规定来行使他们的权力。

　　主持人（敬一丹）：当时我记得我们直播这次活动以后，形成老百姓中间的热门话题，大家关心的就不仅仅是一张火车票究竟是涨了多少，什么时候再落下来，而且人们关注的价格听证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乔晓阳：我认为它是依法行政的一个范例，它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所谓依法行政的含义，就是行政权有多大是由法律来规定的，不是行政机关自己说，我的权有多大；另外行政权力怎么来行使，也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有一套程序。不是你行政机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价格法规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进行听证，它就严格按照《价格法》来进行，这就是一个依法行政的范例。而且这样做通过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可以使制定这个物价更加合理、合法、公平、公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把行政机关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能够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1996年，行政听证的方法首次引入听证程序。听证从一个学术名词变成了法制实践。从那以后听证制度不仅进入了我国行政处罚、政策决策的领域，而且已经走进立法领域。听证于民，让人民群众知情参政，是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保证人民依法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让民主监督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实，在这次价格听证会前，还有一场官司，2001年，河北省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幅，没有依法进行听证会，侵害其合法权为由，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后来他对铁道部的复议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2月28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法院认为，铁道部发布票价上幅通知经过严格的审批，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了乔占祥的诉讼请求。

　　乔占祥：官司虽然从判决上来看，我输了，实际上我的初衷是达到了。因为在诉讼期间，国家计委出台了《政策价格听证暂行办法》，以及听证价格目录，并且于2002年1月12号举行了铁路价格听证会。从这个过程来看，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我作为普通旅客的利益也得到了支持和保护。

　　主持人（敬一丹）：当时乔占祥这个案子也是挺引人注目的，甚至可以说是挺轰动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像们民告官这样的案子越来越多，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乔晓阳：我想这恰恰说明了这些年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回想1990年《行政诉讼法》刚刚颁布的时候，有些行政机关就不愿意当被告，他说我是戴国徽的，戴国徽的怎么能出庭当被告？那么从老百姓来讲，也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但是经过这些年，我们法制建设不断推进，那么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党的十五大以来这五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有50万件，这数量也是很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行政机关不愿意当被告，到现在积极出庭应诉，从老百姓不敢告，到现在认为行政机关的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把行政机关告上法庭，从民告官成为一个轰动新闻，到现在很平常的事情，这里面也充分说明了我们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很大的飞跃。而且这是把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原则，落实为具体的司法制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间，全民普法历经一五、二五、三五的普法教育，去年又开始了四五普法教育。随着全民族普法教育不断推进，有8亿多人民群众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江泽民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学习法律，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了12次法制讲座。

　　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法制讲座上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

　　曾几何时，立法似乎跟普通百姓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在一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利用各种方式聆听人民心声，反映人民意愿已经成为了我国立法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则。1998年《土地管理（修订草案）》全文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见面，向全社会光法征求意见。当年，全国人大还先后通过这种方式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案）》和《合同法（草案）》向公民征求意见。2001年1月11日，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婚姻法（修订草案）》全文公布，又一次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在广泛民主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法律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都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用户和尊重。

　　主持人（敬一丹）：像这几部法，用登报的方式来征求全民的意见，它对立法有什么样的意义？

　　乔晓阳：对立法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扩大了民主立法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么过去人民群众他是通过选举代表，代表他们在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那么现在登报征求意见，人民群众就可以直接参与到国家的立法活动来，向立法机关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那么从立法机关本身来讲，就可以直接了解到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这样就使得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可以更周严地来考虑到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国家法律本质的一个表现。我们的法律是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时这种立法的形式，登报公开征求意见，也可以说是在立法工作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体现。

　　主持人（敬一丹）：我们现在回头看，确实中国这几年在法制建设上，迈出的步子越来越大；那么如果再往前看的话，未来我们在法制建设上，工作重点是什么？

　　乔晓阳：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提出来了，到2010年，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以这就对我们未来的立法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一个就是要抓紧立法，加大立法的力度；从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来讲，也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再一个就是司法制度，也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另外就是全民的法制意识、法制观念，还需要通过继续普法来进行提高，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努力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来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的国家。

　　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我国的法制建又面临着加入世贸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同世贸组织对接，有关部门已经对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关规章全面进行清理，制定修改了一批法律法规，废除了一批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规章。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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