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曾经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两大挑战，那就是恐怖主义和艾滋病。近几年艾滋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据统计，全球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高达4000万，而这个数字在中国也已经突破100万。对付这种狡猾的病毒，人类是不是已经束手无策了呢？《南方周末》的记者在美国纽约的艾滋病研究中心采访了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国际艾滋病研究专家，1952年出生于台湾，在台中度过了12年的童年生活之后，随家人移居美国。在全然陌生的环境里，他依然表现出众。二十多年来，何大一一直致力攻克艾滋病的研究，他始创“鸡尾酒疗法”，同时使用多种药物有效抑制早期感染的艾滋病毒。他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1996年度风云人物。虽然有人对药物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性持有怀疑，但是，我还是不由想起《时代》周刊对何大一的评价———他是为人类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英雄。
鸡尾酒疗法可以将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2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开始怀疑这种疗法的有效性。2001年《时代》周刊刊登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何大一“可能是少数几个仍然相信药物能祛除艾滋病毒的人之一”。
坐在位于曼哈顿东区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何大一笑眯眯地接待了我们。虽然已经50岁了，但他的娃娃脸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说希望采访用英语进行。这下让我慌了手脚，要把原先用中文准备的采访提纲中的那些学术用语，译成英文还真不容易，诸如“逆转录酶”之类。好在手边有几份英文的学术报告可以参考。经验告诉我，让采访对象用自己感受最舒服的语言谈话，是访谈成功的关键之一，果然，何大一相当轻松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照片，上面是妻子和儿女灿烂的笑容。
“鸡尾酒疗法”的不足
开门见山，我请他评论“鸡尾酒疗法”的不足。他双手叉在胸前，沉吟了一会儿，说：“HIV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病毒。它会不断地变异，每次分裂时都会犯错误，不能精确地复制遗传信息，就像打字出了错一样，没有纠错机制。而且复制很快，每天都可以产生上亿甚至上千亿的新个体，其速度是爆炸性的。这些特性可以使病毒逃脱药物的攻击。如果只用一种药物，HIV病毒只要做小小的变化就可以存活，甚至还产生抗药性，这正是鸡尾酒疗法的基本原理。鸡尾酒疗法可以控制病人体内的HIV病毒，使得病人的免疫系统有机会修复，恢复功能，但不能清除或治愈疾病。”
“听说鸡尾酒疗法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引起长时间的疼痛？”
“药物治疗的确非常困难，不仅服用方法复杂，有副作用，而且价格昂贵，由于鸡尾酒疗法是各种药物混合服用，所以副作用的大小要看患者具体在吃什么药。有的药物会引起肠胃不适，有些还让人做噩梦。”
“也会影响患者的精神状态吗？”
“是的，有些药物在服用的头几个星期，会让病人做非常逼真的噩梦，不少人对此非常害怕。还有一种副作用被称为脂肪流失，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组织会流失。但如果停止服药，即使还剩下0.001%的病毒，病毒也会卷土重来。最终还是需要研制出艾滋病疫苗。”
“你对此乐观吗？”我问。
“我并不是乐观，而是不愿意放弃。”他加重了语气，“总要有人去尝试，也许我们有能力。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有时就会出现突破性的成果。这种事在1996年发生过，谁说它不会再次发生呢？我们已经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证明是安全的，现在我们计划在中国云南和新疆做人体实验。当然，这需要美国和中国药品管理局的批准。”
发展中国家成了重灾区
比起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更让何大一心焦的是，如今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来自发展中国家。在非洲，在印度，在中国的云南，有些地区的HIV携带者竟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病毒正在继续蔓延。
何大一先后去过两次云南，他认为云南的艾滋病起因是吸毒问题，然后再通过性接触传播。对于目前河南非法采血而引起的大面积HIV病毒感染，何大一也相当关注，他认为这种情况让人不寒而栗。
1985年，在北京机场有一位美籍的阿根廷青年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那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例。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艾滋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几年以来的残酷现实让更多的人清醒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艾滋病传播最快的地区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的地方。吸毒、非法采血和性行为混乱是中国HIV携带者骤增的三大原因。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绝望。我已请求美国的制药公司捐献一些药品，但是数量不多，不能帮助所有的人。”何大一面色凝重地说。
这种沮丧不是他第一次感到的。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面对上百万的病人，而自己只能挽救几百人，眼睁睁地看着其余的人慢慢死去，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了。这时，一位长者给他讲了那个著名的海边的故事：一位老人与一个孩子在海边散步，他们发现成批的鱼被浪头卷到海滩上，即将失水而死。老人边走边捡起鱼儿扔回大海。孩子问：“你不可能挽救所有的鱼。”老人说：“但是那些被我扔回大海的鱼得到了帮助，我们只能做到这样。”
就这样，何大一鼓励着自己与死神赛跑，暗暗对自己说，多救一个是一个。他就像是一位将军，赢得了一场场战斗，却有可能输掉整个战争。
“要想最终战胜HIV，惟一的方法是更了解它，并知道它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大力气进行基础研究，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它。”何大一说。
当然不只是何大一的团队在研究对付HIV病毒的办法。近来，美国罗氏公司研制出一种抗艾滋病的新药T20，它的作用原理是阻止病毒侵入健康细胞。何大一认为目前抗病毒药物通常从两个方面攻击病毒。一是阻止病毒的分裂机制，二是阻止病毒将蛋白质切割成小块。T20是属于第二类的新型药物。但它也有缺陷，因为它不能口服，而只能用针剂，使用起来不甚方便。
一个政治问题
艾滋病看起来似乎只是个医学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整个非洲2/3以上的地区已被20%—36%的高感染率所覆盖。在津巴布韦，用于防治艾滋病的费用占国家财政预算的60%。有些国家，如南非，不得不采取模仿的办法仿制国外的相关药品，由此引起旷日持久的诉讼。2001年4月，39家制药公司终于对这种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做法进行了妥协，并作出在发展中国家降低药品价格的决定。
希望救助更多患者的何大一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但他的心态其实相当复杂：“当我看到那些患者连三四美元的药费都出不起，真感到震惊。但我有点担心。制药公司必须为股东负责，必须盈利，因此他们会选择可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项目进行研究。如果不断减少对制药公司的物质刺激，比如剥夺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盈利或保本的空间，会使他们把研究重点从艾滋病领域移开，长远看来是有害的。我觉得这中间需要一个平衡。”
性格平和的何大一考虑问题相当理性和周到，不过他也有失去平衡的时候。几年前，他曾大光其火，公开抨击南非政府不愿出几百万美元购买艾滋病药品，却可以花十几亿美元买喷气式战斗机。这与科学家不介入政治的传统思维大相径庭。至今谈起此事，何大一的激愤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大多数进行科学研究的人讨厌甚至害怕卷入政治。我也不例外，但是实在无法袖手旁观。南非有400万人患艾滋病，死亡率非常高，但政府甚至还不愿承认HIV引发艾滋病，更别说提供药物了。他们的借口是没有足够的资金给那么多人提供医疗服务。但就在第二天，他们又宣布购买了上亿美元的战斗机。在我看来，与每天上万人死亡相比，还有什么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威胁呢？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加入抗议声浪，就我个人而言，既然有幸荣登杂志封面，就应负起更多责任。”
其实，这已不是何大一第一次“卷入政治”了，当他1990年37岁时被任命为纽约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时，他的导师Hirsch就警告他：纽约是个搞政治的地方，你会被政治拖垮的。
谈到这儿，何大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中国人来说，导师的话通常是要遵从的，但那是我无法拒绝的好机会。纽约的确很政治化，也是媒体集中的地区，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我认为自己已经在研究员的岗位上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有能力和激情去接受这份工作，虽然当时别人认为只有花白头发的老头才能走上这样的管理职位。”
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何大一屡屡出乎人们的意料。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是一个博士后，在一个诊所做夜间的兼职工作，挣些生活费。在这个诊所里，他开始将一些同性恋所患的不同一般的感冒，同HIV联系起来。那是些聪明而能干的专业人士，身体本来挺健康，但在短短半年来的时间里完全憔悴下去。看到他们的虚弱、失明、腹泻，何大一觉得很悲伤。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被社会和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所抛弃，因为人们对艾滋病产生非理性的恐惧。
“一开始，我完全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为病人诊治时也为自己暴露在病毒前面感到害怕。有人会远远地避开，而我做了防护措施后，坚持为他们看病。我的家人对我相当支持。所幸，HIV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
恐惧来源于不了解。“何大一说。
虽然当时有同事劝他不要总和这些“边缘人”打交道，但何大一隐隐觉得这种攻击人类免疫系统的传染病，虽然罕见，却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由此开始了对这种疾病持之以恒的研究。对于何大一来说，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能让他满足的了。当曾经垂死的患者再次拜访他，告诉他已经准备贷款买房时，何大一备受感动，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了，而他们曾经多么绝望。
可是，如何面对死亡呢？我在想，一位像何大一这样的医生，每天见到无可挽回的生命，或者竭尽一切却无法战胜那小小的病毒，心里该多么难过，抑或，已经对死亡麻木了。
“参与艾滋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人的情绪就像坐上了云霄飞车，有许多激烈的起伏波动。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当初选择这个研究项目时，还坚信可以用药物治愈它。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说实话，在艾滋病病房中，医生与患者的情绪都容易波动。但我决不会轻易放弃打败这种病毒的努力。”
何大一抿着嘴笑了，目光深沉而坚定。
传闻何大一有着超人的智商，年轻时曾因在赌场里玩21点赢的次数太多而被人家轰出了门。何大一并不否认这些轶事，他认为其中的概率是可以计算的。那么与艾滋病的这场赌博呢？他的胜算有多少？
“其实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它的蔓延更可以防止，知识就是力量，媒体的知识传播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他说完，站起身来，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让我感到自己与他属于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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