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5日至9日，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华。他是在中美两国就美国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来访的。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提出与美方讨论和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完全是由于美国当时在对台关系上的倒退言行引起的。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时，中方已提出停止售台武器问题，但未得到解决。当时中国领导人就有言在先，对此问题中方是坚决反对的，以后还要提出讨论。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原则，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1980年美国举行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多次发表亲台反华言论，扬言要提升美台关系和向台湾增售武器，这些言论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关切。里根的亲台言论在美国政界也引起了非议，里根担心中美关系紧张将对其竞选带来不利影响，遂派其副总统候选人布什访华，进行解释。但就在布什访华期间，里根在美国继续发表亲台言论。
1981年1月20日里根入主白宫。其总统就职仪式委员会邀请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等出席典礼。里根还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办事机构，并酝酿向台湾出售FX新式战斗机。此外，荷兰也于1980年11月决定售台两艘潜艇，这也是美国继续售台武器造成的恶劣影响。中国领导人对此作出指示，对美国的倒退行为要坚决顶回，否则美国以为中国人可欺，问题肯定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要经过曲折斗争之后，争取保住原来的中美关系。根据上述精神，中方向美方就蒋彦士出席典礼一事提出严重交涉，迫使美方宣布已到达华盛顿的蒋彦士“住进了医院”。中国外交部召回了驻荷兰大使，并宣布如荷方坚持错误，中方将不惜使关系降格。
这仅仅是两场前哨战，随后中国政府又根据邓小平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关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斗争方案。中美关系就此问题的较量正式展开。
1981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到达北京，与黄华外长进行会谈。此时美方对中方立场估计不足，误以为中国面临北方威胁，开始把中国称作“友好的非盟国”，并以为允许放松对华技术转让，包括部分军事用品，中国就会容忍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美方一厢情愿的空想。当黑格说美方拟向中国转让高级技术和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时，中方明确指出，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黄华强调，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中方将作出强烈反应。黑格表示，今后将非常谨慎和克制地对待这个问题，但仍将售台“仔细选择的、性能适度的防御性武器”。
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国首脑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关系之机，直接向里根总统和黑格国务卿提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问题。黄华向黑格明确提出以下要求：（1）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都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水平；（2）在规定的期限内美国售台武器要逐年减少，以致最终完全停止。
10月底，黄华到华盛顿先后会见黑格与里根总统，再次提出上述要求，并声明美方在谈判期间不得售台任何武器。黑格答复说，美国不能在限期内停止售台武器，但预期不超过卡特时期水平。最后，双方同意就此在北京举行正式谈判。
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先后由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为代表，美方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这次谈判在最初阶段，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联合公报草案，主要区别是：中方要美方作出限期停售的承诺，并反对把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美国停止售台武器挂钩。美方与此相反，各不相让，会谈基本陷于僵局。美方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
1982年5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与布什副总统会见时指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
在之后的会谈中，布什强调里根总统在对付苏联扩张上比卡特时期坚决。邓小平则着重谈台湾问题，他指出：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与台湾关系法》是阻碍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售台武器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标准，美国对此应采取明智的立场。……具体地说，美方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措词可以研究。”
布什返美后，美方内部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争论，黑格与里根的矛盾日益加剧，导致黑格于6月25日辞职下台。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里根终于决定致信邓小平，陈述美方立场。7月13日，恒安石当面将信交给邓小平。里根在信中表示：要他承诺限期停售极其困难，但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据此修改了其公报草案，写入里根保证的“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并表示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后，双方对公报稿进行逐段讨论，期间主要争执有以下几个内容：
（1）公报中双方已同意“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除此之外中方还要求写上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同意这一条可作为美方应履行的口头承诺，但不愿明确写出。经过争论，美方表示可在公报内写上“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
（2）美方要将售台武器的解决与我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挂钩，遭我方拒绝。中方同意单写一段我国重申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美方在另一段表示欣赏这一政策，并说“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美方不同意“限期停售”，但同意写“逐步减少”，“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4）为了监督美国是否履行协议，我方建议列入双方为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的条款。美方害怕监督，反对这一要求。
（5）美方要求在公报中列入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我方则强调突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少谈其它问题。
最后双方在（4）、（5）两条上互作妥协，写上“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双方一致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在主要内容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公报内容及行文、措词等多处又反复讨论，8月15日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简称《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1972年的《上海公报》和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政治基础。它缓解了当时存在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约束了美国反华势力提升美台关系和分裂中国的势头，对八十年代中美双边关系较平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也为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和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八·一七公报》谈判开始前我方制定了高低两方案，谈判的结果未能达到“限期停售”的高要求，但却达到了我方低方案的要求，使美国售台武器受到了限制。在此之后，美国虽不断违背公报的条款，特别是寻找各种借口提高售台武器的性能，但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认要履行三个公报的原则，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就使美国负有遵守公报的义务。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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