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玉娇案和飙车案看舆论监督的逼上梁山

　　作者：林大手

    女服务员邓玉娇

    在过马路的谭卓被从斑马线上撞飞到多米之外

    18日下午，湖北巴东公安局就“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事件发布通告。通告称，公安局现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邓玉娇因随身携带治疗抑郁症药物，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检查鉴定。（5月19日中新网）

    最近两个热点，杭州“富二代市区飙车撞人致死案”，湖北“女服务员刺死官员案”，几乎引爆舆论。分析这两个热点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颇耐人寻味：

    1、舆论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关注点是办案公平；2、办案警方都强调会客观公正办案；3、两个案子都得到上级领导“秉公办理”的要求，杭州市长做了批示，而巴东县主要领导逐一做出要求；4、鉴于杭州警方“70码”的草率结论，巴东警方在通报案情时，特意声明“鉴于本案未侦查终结，此情况通报的内容尚不能作为公安机关的最终认定结论”。

    两起公共事件，只因为有富二代和官员涉案，舆论就抱有强烈的质疑，担心办案不公；而“秉公办案”原本是常识，却需要警方反复重申和上级领导的批示要求——这即便是对舆论的回应和保证，也需要深刻反思：舆论为什么对“秉公办案”如此敏感和怀疑。

    在“飙车案”中，杭州警方最初“肇事车辆70码”的结论招致公众炮轰，并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巴东警方汲取“70码”的教训，在通报案情时特意声明“不是最终结论”，这种“留有余地”显然是为了避免在舆论的包围中因稍有不慎而陷入尴尬之地。

    无论是办案警方重申和上级领导要求“秉公办案”，还是巴东警方汲取杭州警方“70码”教训给自己留有余地，在这两起公共事件的处理与监督上，出现在台面上的监督和被监督双方仅仅是舆论和警方。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在案件的办理上，舆论监督过线，就会走向舆论审判。一个事实是，远离案情核心的舆论分析，肯定不如办案警方的真实调查。对一些复杂的案件，舆论分析往往会粗枝大叶，凭借推理和想象（因无法触及案情核心）得出结论。

    比如，当邓玉娇被做抑郁症检查时，有媒体发表《女工受辱自卫，关抑郁症何事？》的社论，而舆论也推测巴东警方以“精神病”为由免除邓玉娇的“责任”——这样也保住了对女服务员提出不正当要求的官员体面。舆论的这些推测在逻辑上无疑都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如果巴东警方“侦技人员发现邓玉娇随身携带的包内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内容属实，警方“结合调查情况，已决定将邓送往相关医疗机构检查鉴定”也没什么不妥。

    但我们能批评舆论监督的越位吗？不能。在我看来，舆论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强烈关注，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谁逼的呢？1、前面已经说了，舆论担心案子处理不公，是因为现实中存在不公现象；2、其他监督主体的缺位，让舆论承担了超过其监督范围的内容。

    试想，如果一个不受外界任何力量干扰、一直以来都是秉公办案的公共机关形象，舆论有必要担心吗？再试想，如果有一个横向的、制度化的、有效而不失灵的监督机构，舆论监督有必要突破自己的范围，单枪匹马，冒着舆论审判的风险冲锋陷阵吗？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再遇到类似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这样的公共事件，舆论就可以静候公正了。

责编：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