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卑鄙的恐怖袭击。袭击者是日本的军人,被袭击者是北洋政府末代元首。
人所共知,张作霖出身草莽,他的发迹,充满了传奇色彩,更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年加入日本“东亚义勇军”,日俄战争中为日本出过力,在他几次陷入危机时刻都曾得到过日本的“援助”,日本也从他手中得到过一些想要的东西,日本也确曾对其扶植过、培养过,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炸死他?
为了说清这一问题,笔者勾画了两条线。一条是日本对张作霖态度的变化轨迹:观望——希望——盼望——失望——绝望;一条是张作霖对日本的应对策略:取悦——画饼——口应——暗顶——明抗。两条线各分五段,看似平行,实为因果。因此,笔者将其合而为一。
一、观望,自以为选择了一头高产的奶牛
张作霖曾经是日本选中的代理人,简言之,他符合当时日本代理人的诸种要件。
当时的日本没有占领东北,他需要的代理人首先必须是亲日者;第二,必须是反对革命者;第三,必须是有能力者;第四,必须是有野心但缺乏坚定信仰者。亲日者可远离英美;反对革命者即会反俄;有能力者值得支持;有野心者就有可能有独立倾向;无坚定信仰者多为唯利是图者,好利用。只有符合这几个要件,才可能成为代理人,才能成为有用的代理人,才能成为长期的代理人,才符合日本“先占领满洲”的国策。
日本选择代理人是个复杂的过程,先后进入其视野的有清宗室善耆、蒙古叛匪巴布扎布、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但日本人很快发现,这些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希望太小,风险太大。
经过12年的观望,日本政府开始将更多的目光移向在东北较有实力的政府官员身上。如张作霖、冯德麟、袁金铠、于冲汉等人。为避免再次失败,日本政府于1916年6月派出重量级谋臣后藤新平,亲赴中国东北进行“政治考察”。他走访了各界人物,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对数位预选代理人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比较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张作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后藤新平认为:(1)张作霖“朝中无人”,在中国官场没有靠山可以依赖,地理上、政治上都远离中央,国家统一的概念淡漠,与中央易生枝节,日本调拨离间也就有了空间;(2)张作霖无官场经验,处理复杂问题就容易有漏洞,日本可以钻空子,有缝好下蛆;(3)张作霖根基在东北,有势力有能力,日本可借张氏之力外抵其他侵略者染指东北,内抗各种势力反日;(4)张无学问、无理论、无信仰,唯权是重,唯利是图,日本只要帮其固权获利,即可换来日本想要的东西;(5)张认识到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有投靠日本之倾向;(6)张作霖有成为东北王之实力,一旦将未来的东北大权控制在手,东北成为日本禁脔为期不远。
这一分析是否合乎实情不说,最起码合乎日本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同时,排除了只有臭名并无势力的善耆、有点实力但根基不在东北的巴布扎布、既无根基也无能力的政客段芝贵、老牌亲日派但“没有做大事资格”的冯德麟、只知亲日并无实力的光杆谋士袁金铠和于冲汉。几乎与后藤新平提出张作霖做日本在东北代理人的同时,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于1916年10月上台组阁,日本即把援张定为国策。
这项国策的制定,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意见,更不是感情用事之举,而是日本对张作霖长期观望、考察的结果。后藤新平提出的援张理由,每一条都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即张作霖以实际行动取悦了日本。张作霖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日本的赏识,除了后藤新平的分析之外,尚有数条:一是投靠日本时间久。早在1904年张作霖任“保险队”小头目时,即率手下仅有的27个人,加入了日本间谍组织“东亚义勇军”,为日本收集情报;二是誓言服从日本,反对民国统一东北。 1912年1月,张便亲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明确表态:身为东北人而附和南方人之共和,本人宁死不从。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愿奋力效命。三是对沙俄怂恿的蒙古叛匪毫不手软,穷命追杀,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将叛匪赶入俄境。
日本观望张作霖12年,最后才下决心选定他为日本的代理人。因为日本人认为他反俄、反对统一、唯利是图、有野心无信仰、有自己无国家,这些最符合日本代理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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