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以宰相的当量来编辑《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的空阔无边，这是《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
台湾钱穆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
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语极是精当。《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
《通鉴》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入悌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录》一书，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不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通鉴》的事。
李大概对《通鉴》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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