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歌词书写中国记忆

　　词的文学性与曲的音乐性共同造就了歌曲动人心魂的力量。经典歌曲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除了它具有被大众认可的优美旋律，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一种新的“视界”，使人们对作品的理解达到新的境界。

　　当我们走进新中国60年的歌曲世界，一个个可触可感的歌词视界依托着色彩缤纷的意象、带着醇厚的审美韵味纷至沓来，歌词文本完美地实现了与社会历史文化文本之间的密切关联。60年歌词走过了基于文人传统的陶冶自我性情、立足于知识分子传统的干预社会现实以及自觉的职业音乐家传统纯音乐创造的古典、现代、当代的抒情范式。但总的情感基调是浓浓的“中国情”，无论是歌词创造的心理结构，还是歌词语义的生成能力，抑或是文化反哺自觉性都有长足的进步。

　　1949年，新生的中国雄鸡般傲立世界东方，放声歌唱是彼时社会文化的关键词。给人民写、唱给人民听、人民自己引吭高歌是当时词曲作者以及歌唱演员的天职。感谢、感动、感激成为当时的情感主调，其折射于歌词视界中便构成了以自然风光起兴歌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赞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主在抒情，分硬抒情和软抒情两大类。所谓硬抒情即指曲调比较高亢、旋律感强烈，而软抒情则比较舒缓、柔美。歌词的创作多采用比兴手法，借物抒情，遵守着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原则。《我的祖国》、《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构成歌词视界的意象主要是黄河、长江、五星红旗、波浪、稻花、花一样的姑娘、心胸宽广的小伙、大路、白塔、绿树红墙、凉爽的风、红领巾、鱼儿、山歌、母亲等优美意象，追求宏大叙事，叙述视点由四面八方聚焦于新中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高大、阔远、绵延不绝的意象恰到好处地承载了人们的满腔豪情，无论是歌者还是听者，因为一个共同的心理现实——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自豪而产生共鸣，因为共同的信念在歌中相融为一体。从雪域高原到平原河谷，人们发自心底地放声高唱，形成了独特的颂歌文化。

　　在人人参与、纵情欢唱的氛围中，集体情感得到净化和纯化，歌曲成为社会成员陶冶性情的有效方式，以至于唱歌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元素。这种抒情范式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在《洪湖水浪打浪》中，词作者借洪湖水、鱼网、满仓鱼、野鸭、菱藕等自然意象歌咏“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的情感诉求。重要的是此期的歌词中更多意象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成就展示：梯田、果树、麦浪、良田、肥沃的土地、闹丰收、常青藤、公社、社员、集体经济等。

　　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的国人，“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著名的词作者施光南把万马齐喑后民众扬眉高歌的喜悦心情化作一曲《祝酒歌》，歌词延续了传统文学创作中托物言志的手法，十月、春雷、美酒、长江水、万里山河、四个现代化、阳光等意象掀开了80年代抒情歌曲复兴的序幕。正如作曲家谷建芬所说：“当时青年人需要大量的歌来抒发情怀，要以最快的速度忘记生活中的烦恼，融入新时代的开始。”当正本清源成为社会文化关键词的时候，祖国之恋、家乡之爱、理想主义、奋发进取、振兴中华、凡人小爱成为当时抒情主调，与宏大叙事并行的是对于个人情感认同的微观叙事。并蒂的花儿与甜蜜的爱情、百灵鸟与可爱的中国、光荣的80年代新一辈、池塘边的榕树与“烦恼”的少年、阿里山的姑娘、澎湖湾与老外婆、遥远的小山村与妈妈的吻等，歌词意象瞬时间色彩纷呈，激活了国人心灵深处最纯真而多元的情感，空虚焦渴的心灵得到慰藉。叙事轨迹由聚焦而放射，甚至“天涯海角”都是绝美所在，心灵解放初露端倪。

　　作为新时期文化的重要形式，流行音乐曾经彻底地颠覆了传统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形式。“西北风”、“东北风”走寻根路线，凸显地域特色——旷远、浑厚、素朴、直白，歌词中首次出现了山沟、风沙、窑洞、牛、骡子、低矮的草房、断了油的麻油灯、漫长的夜晚、苦涩的井水、干涸的小河、贫瘠的土地、累弯腰的男人和锁愁眉的女人等非美意象，首次大胆直面贫困，表现在无以战胜的自然之下的静默隐忍，隐喻性地言说着失望和希望。这类歌曲中还有青藏高原系列，不会说话的阿姐、天边传来的阵阵鼓声等意象有效地传达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创作理念。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演唱朦胧缠绵的爱，可谓是引爆中国歌坛的一枚重磅炸弹。“爱”第一次成为歌词创作的对象，并在以后呈蔓延趋势，以至于让世界充满爱成为当时歌词意象选择的方向，对于中国文坛这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随着下海、下岗、买断等名词的出现，人文关怀失落、国人的灵魂承受着拷问。歌词创作积极地在尺幅之间构建精神家园——“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生命之花处处开放”。歌词意象选择的路径再一步拓宽，歌词的情感基调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忧虑，更有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军旅题材歌曲，阳刚中满蓄柔情，满头白发的妈妈和梦中的“她”以及枪的意象就以这样软硬不同的质感撞击人们心灵中最柔软的神经。

　　歌词意象的多元，正是回应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流行音乐文化正积极地参与着80年代流行文化的构建。迷惘、否定、建立等诸多复杂的情感折射在歌词文本创作中，人们发现，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唯一出路是接纳与包容，于是歌词最终向真善美的诗性本质回归。

　　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春风化雨般吹开中国沉重的门扉，人们似乎一下子从茫然走向清醒，唱着《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在曾经歌咏的希望的田野上高唱着好日子，主旋律再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唱响。歌唱祖国、庆祝回归、以人为本、全球一家、构建和谐、全民抗灾、同迎奥运的主题不断地被词作家关注，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的风向标。歌词创作越来越追求传统的诗意，诗家语大量出现在歌词视界中，构成一道别样的风景。而且歌词文本之间发生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些意象成为文化符号绵延在歌词视界中，成为一种新的语义存在，如《中国功夫》、《我爱你中国》、《红旗飘飘》、《东方之珠》、《为祖国干杯》；《说句心里话》、《咱当兵的人》与《为了谁》。“春天”、“大哥”、“小芳”、“同桌的你”、“一封家书”、“爱情鸟”等歌词意象，在所依托的语境中产生新的语义，进而形成新的语义系统。歌词视界的新语义生成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所包容着的情感因素——缅怀、叹惋、淡淡的哀伤、感恩，不一而足。歌曲进入其本质轨道——诗意地表述难以言传的情感。歌词更多表述个体的心理事件，不再执着于宏大叙事，亦即由政治符号变成文化符号、情感符号。

　　特别是《中华民谣》以及后来的“中国风”歌曲的意象选择，都自觉地追求与古典诗词意象的同质同构，月亮、菊花、烟雨、梧桐、蝶、风铃等意象被直接移入歌词文本，而这语义因着意象的原型寓意穿越时空，激活一个个积极“填空”的接受“召唤”者，搭建起一个个平台，倏忽间荡入心底，于是共鸣、感悟、延留。这类歌词是最自觉地遵守诗家语建构规律并有效地拓宽其建构范式的话语实践，通过改变正常的语序、逻辑错置、跨规律链接等等方式，实现歌词话语陌生化以及审美惊奇的创造。充分体现歌词文化反哺诗歌的功用。比如《青花瓷》中“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烟雨就是借用其在古典诗词中已经成型的委婉凄美符号特征来创建歌词文本意境，而“等雨”和“我等你”的蒙太奇组合，使得“我等你”因为“互文性”而染上了浓郁凄婉的感伤色调，具有了一唱三叹的古典韵味。

　　2008年8月8日，《You and Me》滑过“鸟巢”，飞向天宇，中国以她博大的胸怀在接纳世界。这首歌歌词意象简单纯朴，我、你、心、地球村、手，所传递的情感纯粹清透，却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人与世界相连、追求和谐的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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