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法治——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成就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刹那间被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欢呼声所淹没。对于一个曾经饱受战乱的民族来说，国家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生政权与中国以往的社会制度迥然不同，不仅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追求无剥削、无分化、共同富裕的高远目标。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出台前，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三个月，共收集意见138万件，法律据此修改后方始出台，而它对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依然为法学界称道。著名法学专家李步云接受采访时，特别谈到了这部宪法所确立的两项原则：

　　“我们有过一个1954年的宪法，这个宪法是很好的，就是在1954年宪法（里有）这两个原则：司法独立和民主立法的原则。”

　　与第一部宪法一起出台的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国家的政体、权力机关和审判机关，据此得以明确并依法运转。而新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也由此而来，当时，法学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却得以蓬勃开展。也正是这一时期，当时仅有20多岁李步云进入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从此与法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一场始料未及，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却令中国的法治建设遭受挫折。李步云说，与惨痛教训相伴的是深刻的反思。

　　“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教训，全党全国人民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就是没有法是不行的。依法治国是潮流，是人心，是历史的规律，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一种时代的精神。”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由此开启的改革开放令今日之中国走上了强国之。中国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伴随着《刑事诉讼法》、《刑法》等一批法律的出台。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的财产不受侵犯”等一系列原则也被写入宪法，上升为宪法原则。依法治国，更在1999年时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学家李步云，自豪地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这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提倡依法治国，二是提倡人权，两者都被写进了宪法。”

　　而目前，中国的《宪法》和《立法法》建立了统一而又分层的科学立法体制，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已达231件。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实现了有法可依，中国的法治化程度大大提高。

　　法治建设的成果，许多是无法量化的。比如，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全国的法学院校就超过600所；法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国内外专业书籍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也得到了制度保障，现在，法律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已经成为了“惯例”；而服务型政府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则让中国民众切身感受到了国家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水平在不断提高，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了加强。

　　但最让李步云欣慰的，却不止是这些：

　　“法治和人权这两个概念已经被广大群众干部所掌握和运用，成为了他们的思想武器，这一点我是感到欣慰的。”

　　在李步云看来，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的人权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中国不仅使“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而且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仅从法律数量而言，中国涉及人权保障的法律就有250余件，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权益均有专门的法律保障。

　　学有所用，是作为法律研究者的李步云的幸福。而他，更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参与人与见证者。那不是一段一帆风顺的历程，但若仔细梳理，则脉络清晰：60年来，中国由注重巩固新生政权到注重保护国家权力的顺利运行，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再到并重地保护国家权力、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个人权益。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表示：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法治的观念在中国日渐深入人心，法治化的道路还将继续走下去。包括李步云在内的许多中国法学家都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但绝不是孤立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法治建设宽广的全球视角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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