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作了一场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 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会,纵论国企改革发展。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小丹,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市政协主席朱振中,铁道部原副部长王兆成,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纪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谭作钧,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斯泽夫,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司献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曾玉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吴振芳,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唐克林,中国瑞宝国际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索春生,广州市领导苏志佳、方旋、凌伟宪、邬毅敏、李荣灿、李力、陶子基、杨武、徐志彪、陈明德、甘新、陈国、曹鉴燎、平欣光、孙峰、潘胜燊、刘平,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各部门及市属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报告会。
关于国资委成立6年来成果:我可以欣慰地说,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今后国企的数量还要减少,但质量要不断提高。
李荣融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是“热身阶段”,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大致用了10年时间,这是“预赛阶段”,着力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后暴露出来的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等问题;十六大以来进入“正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激发了企业活力。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三年国企脱困时,全国所有国企一年的总利润只有213亿元,时至今日,央企月利润即可实现近千亿元。”改革当然有阵痛,不过,好的决策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李荣融说,国资委成立6年来,“我敢说这句话,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当初提出的国企扭亏目标,三年脱困基本实现了。2001年提出的要建设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现在我们内地有34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国资委领导下的有24个,也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目标。”
李荣融介绍,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一直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500家左右,但同时,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他表示,今后国企的数量还要减少,但质量要不断提高。
关于政企不分:当时有句话,没有三双鞋,一个项目跑不下来。所以我说,国企没搞好,责任不在企业在政府。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原则,一是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离;二是坚持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得到落实;三是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得到维护;四是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李荣融指出,国企搞不好,“最致命的原因就是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该管的又没管住。”国家成立国资委,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以亲身经历批评政企不分的弊端:他在企业工作时跑过两个项目,都是跑了8年。“当时有句话,没有三双鞋,一个项目跑不下来。所以我说,国企没搞好,责任不在企业在政府。管理是为了少管、不管,如果要审批的事情越来越多,说明我们管出毛病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导致的弊端之一就是责权利不分。
关于腐败:过去有个省交通厅长连倒3个,背后还是体制问题。那么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上,他不腐败也不容易。
李荣融说,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混在一起,也容易变成腐败的温床。最典型的是一个省的交通厅厅长连倒3个。“厅长刚上任的时候并不是坏人,你调他上来,是因为他是人才,厅长倒了一个又一个,个人要承担个人责任,但背后还是体制问题,那么大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上,人家整天拿钱围着他转,他不腐败也不容易!”
关于改革中的个人体验:我不会做婆婆加老板。我要想睡着,就得让我们的总经理睡不着,他们睡着了我就睡不着了。
国资委可以说是国企的大老板,对于什么是“老板”,李荣融有自己的理解,“我上任的时候,温总理找我谈话说,你可不能做婆婆加老板。”作为国资委第一责任人,压在李荣融身上的压力不言而喻。他的“减压之策”是落实责任,“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激励层层连接”,国资委每年和企业负责人签年度责任书,另外还有三年任期责任书,“我要想睡着,就得让我们的总经理睡不着,他们睡着了我就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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