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蛋糕待重切
经济危机倒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仅是从根本上刺激内需和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文/胡奎
世界各国都在紧锁眉头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对于中南海的决策者们来说,还有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那就是如何从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起草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于不久前提交到国务院,相关方案有望于年内出台并进入实施。
此前,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等高官也多次发表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言论。
分配结构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二次分配领域,百姓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在一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
分析人士认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仅是从根本上刺激内需和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逼”出来的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福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这也是一场被全球经济危机“逼”出来的改革。
事实上,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草稿早在2006年就已初步拟定,国家发改委近年来多次举办相关的内部讨论会征求意见。但由于所涉利益面太复杂,众愿难调,只好一再拖延,迟迟没有亮相。
刘福垣分析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拐杖”被踢倒,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外贸拉动的中国经济一下子失去了支撑,启动内需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喊了多年的启动内需,真正实施起来谈何容易——老百姓事实上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多数人不敢消费。
虽然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增长的势头,并已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以下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国富民穷的另一面:中国人口80%的人均存款不足5000元,用刘福垣的话说,这点钱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1平米的房子。
已成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低于正常劳动价值的一半,而“城民工”(处级以下干部和一般工薪阶层)低于正常劳动价值的75%。尽管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居民年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以后平均增长6.7%,但和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长仍显得缓慢。
由于分配机制的问题,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
刘福垣称,此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弊病,而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根子在收入分配领域,“我们还需要苦练内功”。
从“做蛋糕”到“分蛋糕”
从“做蛋糕”到“分蛋糕”,从效率优先到追求公平,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确保“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首要功课。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郑功成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鼓励创造财富,但今天如果不能做好财富合理公平分配的工作,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就无法保证财富的持续创造。”
农业部在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二者相差近4倍;而在消费支出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661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而城乡差距仅仅是巨大贫富差距的冰山一角,有学者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实际上,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比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严重。
“中国8亿农民相当于两个欧洲的人口,只要有欧洲一半的购买力,我们的市场就会大得惊人,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十年、二十年的增长,一点问题都没有。”郑功成分析说,除了8亿农民外,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也有待提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可能已达到了0.45,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
收入分配不均直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为高收入者往往是投资意向高,而消费倾向低;而占社会大多数的低收入者虽然消费倾向高,但消费能力有限。因此,必然结果就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提高劳动所得是关键
今年2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上宣布,今年将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分行业推出具体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
尹蔚民表示,人保部将加快研究出台公务员级别与工资等待遇适当挂钩诸方案。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将积极推动实施被称作“彩虹计划”的集体合同制度,指导企业建立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机制,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合理确定企业负责人与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
专家们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郑功成认为,应该建立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来替代过去的工资,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
据郑功成介绍,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不到10%。此外,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应该一般在55%以上,而在中国则不到42%,并在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节节上扬。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仅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扩大消费需求,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郑功成算了一笔账,按照去年GDP总额30万亿元算,如果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即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如果能够多发3万亿元的工资,则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境遇会大为改善。
专家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面临资本的严重短缺与劳动的严重过剩,所以财富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现在中国正在进入资本相对过剩的时代,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应当成为财富分配的主力。
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首席专家,郑功成称,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应当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环节。此外,税收和财政分配体制的改革也应当跟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产权收入问题,由于政府占有大量社会资产,导致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大量资产性收入被政府拿走了。例如住房市场,一半收益进了政府的腰包;二是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问题;第三个就是警惕腐败和灰色收入。★
责编:荀志国
留言要注意语言文明,此间评论仅代表个人看法 查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