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从沿海回归内地的农民工返乡潮伴随着社会保障“退保潮”。在目前社会保障暂时不可以跨地区接续的状况下,按照一些地方的模式,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地方连续交纳社会保障达到15年后,才能在该地享受养老保障,否则如果选择退保,就只能带走在个人账户里的积累额,而参保期间由企业交纳的保费必须留下。这种按地区分割的状况对于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大不利。有幸的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久前拟定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社会保障将可以跨地区接续,大规模退保的现象将有望不再出现。
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我看来,这是未来城乡统筹发展的三步棋中的第一步。在中国,如果没有城市户籍,外来人口不能与当地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劳动力市场待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此而增加,既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今后,如果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那么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布局的调整就少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举个例子,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内地农村居民先就地转化为市民,然后,这些新城市居民如果能够在沿海地区就业和长期居住,他们到退休后就可以就地获得养老保障。这样,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就大大减少了。我的预期是,大量劳动力将更为自由地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由此,将为中国经济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另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长期就业并生活下去,他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将会越来越低。我这样说,肯定有人反对,因为土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可是别忘记,这是在他们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最近,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大量农民工返乡。有人说,幸亏他们还有土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调研发现,其实农民工返乡后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有土地而缓解多少。他们的土地并不是闲在那里没有耕种,而是家里其他人在种,或者是已经转包出去了。所以,农民工返乡后实际上是无地可种,或者即使有地,也是已经有人在种了,他们回去了也不会增加产量。要真正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得到长久的解决,根本还是要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永久地脱离农业,在城市里就业和生活。这时,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就能够实现,农业的人均产量和农民收入就能够提高。
让我们再来讲讲农业的规模经营。经常有人说,中国内地省份有很多山地,这样的土地根本无法规模经营。错!规模经营并不等于使用大型的农用机械。前不久,我在山城重庆调研,那里的地形不可谓不复杂,但当地农民照样在搞规模经营,种植柑橘等经济作物。在各种各样的规模经济组织里,并没有使用大型的农用机械,但规模经济却得以充分体现。在一个规模经营的柑橘生产基地,当地在发生大旱的时候,生产基地内部的农民相互协作,橘树的存活率非常高,而没有加入规模经营组织的农户家的橘树却大量死亡。
农民进城和农业的规模经营是相互促进的,这是中国未来必然出现的趋势。我在农村调研的过程中,一谈到土地问题,农民和基层的农村干部呼声最高的就是改变目前“土地产权不明”的现状。也许你会说,农村土地产权不是非常清楚吗?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永久性地转让,也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农村的规模经营组织还不能成为农业企业,因为土地不能算作公司的资产,更不能以此作为抵押品来融资。
如果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能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了,城乡统筹发展的两大问题就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最后,剩下的最后一个障碍将是公共服务。现在,在城市的现行体制下,外来人口的孩子与当地城市居民的孩子在基础教育资源获取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忘记,其实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城市户口———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最大的含金量实际上是高中和高等教育。由于中国的大学都从地方财政中获得了很多资助,所以,高校越多的地方,当地孩子上大学越容易。
所以,要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最后的关键所在,就是要让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在公共服务的享受方面拥有同样的权利。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么,就要渐进地降低获取户籍的门槛。前段时间上海开始实施的“户籍新政”,就为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至少,外来移民从此有了个盼头。如果你现在属于没有户口的新市民,那么,只要你好好努力,到若干年之后,还是有希望拿到当地城市户籍的。那时,如果你的孩子还赶得上在大城市考大学,这大概就是对你努力工作的最大回报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陆 铭)
责编: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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