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内外勾结偷渡案 暴利致"内鬼"铤而走险

　　都机场内外勾结偷渡案震惊办案人员

　　两年8次作案分工明确手法隐蔽

　　偷渡暗道 凿穿5道关卡

　　本篇精粹

　　一条偷渡犯罪的“地下暗道”，凿穿了首都机场国际旅客登机审查的5道关卡———海关、办理登机手续、边防检查、机场安检以及检验登机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首都机场12名内部人员涉嫌与“蛇头”一起，分8次帮13人偷渡至加拿大。如果不是偶然的案发，这个偷渡“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也许还会人不知鬼不觉地干下去……更可怕的是，警方调查发现，此案呈现出“周密协作、精确配合、指挥缜密”的惊人特点。

　　在最近的庭审中，偷渡组织者坦白：成功偷运一人，“蛇头”给组织者十几万元，组织者扣下4万，其余分给具体操办者。每干成一次，分得最少的人也可以获利2000元。正是在暴利的驱动下，才有了机场“内鬼”参与偷渡的疯狂。

　　首都国际机场。

　　CA991国际航班接到机场空中指挥中心明确指令后，关闭舱门，滑向跑道，准备飞往目的地加拿大。这时，航班乘务长突然发现，机舱内就坐的乘机旅客人数有异。他让各位乘务员仔细清点，并请求每位乘客再一次出示登机牌和护照。

　　连续两次清点结果让乘务长惊愕不已，机舱内乘坐旅客人数竟然比核定人数多出两名。坐在后舱的两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出示登机牌后，没能出示机票和个人护照。

　　已经进入起飞跑道待飞的CA991航班退出跑道，驶回临时指定的停机机位。

　　舱门开启，在近两百名乘客异样的目光中，两名女子被边防公安民警带走。

　　事件发生在2006年2月3日的下午时分。

　　警方讯问发现，两名女子都是福建人，所持登机牌为伪假登机牌。

　　让警方震惊的是，这两名女子居然成功避开海关、办理登机手续、边防检查、机场安检以及检验登机牌等5道国际旅客必经的正常查验程序，在随身没带任何证件也没有机票的情况下，持伪假登机牌登上CA991国际航班……如此情形在以往偷渡案中是罕见的。

　　毋庸置疑，一条偷渡犯罪的“地下暗道”凿穿了首都机场国际旅客登机审查的5道关卡。这条“地下暗道”究竟是在何时由何人指挥何人操纵“搭建”而成？警方及有关管理部门开始对此密切关注。

　　然而，这条“地下暗道”案发后并未受到影响。在偷渡“蛇头”巨额资金的利诱下，不法分子想方设法疯狂拓展，直至2007年12月28日又一起发生在CA991航班的偷渡案败露，多达12名机场内部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的偷渡大案才最终大白于天下。

　　2009年2月10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首都机场偷渡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18名被告人组成的偷渡团伙提出公诉，指控该团伙在近两年时间里共作案8次，谋划帮助26名偷渡客偷越国境，并成功地将13人偷运出境。检察官指控，该团伙中有12名首都机场内部人员涉罪，这些涉罪人员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手法隐蔽。

　　偷渡败露

　　“地下暗道”惊现

　　警方的侦破进程，清晰地勾勒出了这起偷渡大案的犯罪轮廓。

　　最初，机场偷渡策划者欲从国际航班登机口解决安全进入的麻烦。

　　机场“内鬼”与“蛇头”接触后，利用对机场关卡、防范制度和地形的熟悉，给偷渡者提供伪假证件及工作制服，然后将更衣佩证的偷渡者从地下停车场的员工专用通道带入国际候机区。但当他们企图打通登机口检票员和边检人员的关节时，却发现由于登机口检票员和边检人员经常更换，若想让偷渡者持假登机牌假护照硬闯，其难度和风险极大。

　　经过仔细琢磨，有“内鬼”提出“新方案”：廊桥与机身连接通道中间有一个门，门外有固定梯子供特殊许可者通行，梯口下面有专人把守。如若打通这一关节，让偷渡者进入停机坪抵达特定廊桥的梯口下，只要把守者放行，偷渡者就不必通过登机口。

　　在对国际候机区与国内候机区防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后，“新方案”让偷渡者购买国内机票进入国内候机区，在卫生间换上机场工作人员制服及胸牌，然后经“内鬼”引领带路，走员工专用通道进入停机坪，再由货运公司运营专用车司机暗地里将偷渡者悄悄送到特定廊桥梯下，再买通监护员，偷渡者就可以登梯进入廊桥，与经过登机口检验的登机旅客混在一起登机。

　　如此“新方案”在实施中也有败露风险。因为就算躲过国际登机口检票、验护照混入机舱，但登机固定人数在进入机舱时还要再经统计，倘若乘务人员心细，统计人数后就会暴露有人非法登机。

　　为规避风险，修正后的“替代方案”出台：偷渡组织者找外国人当“托儿”，从北京购买国际机票，让偷渡者与“托儿”在廊桥中间会合，拿着经过登机口检验过的登机牌登机。“托儿”从廊桥中间门下梯，由机场专用车司机接出机场。

　　一个问题又产生了：毕竟，当着众多从廊桥登机国际旅客的面，一伙人交换登机牌，脱下工作制服转身登机，万一旅客中有人心生诧异通报管理人员，万一有警务人员便装登机，偷渡败露的危险依然很大。

　　于是，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

　　既然能把外国“托儿”直接送出机场，为什么不把偷渡者直接送到国际航班舷梯下呢？“内鬼”发现，并不是所有国际航班都能使用廊桥，“远点登机”———即需用摆渡车将乘客送至停机坪登机时，检查比不得廊桥严格，有时甚至没有检查人员守在舷梯下检票验护照。当外国“托儿”与其他乘客从摆渡车下车时，被收买的机场专用车司机将偷渡者送到舷梯下，这一刻，偷渡者只需从外国“托儿”手中接过登机牌登机，外国“托儿”再趁乱钻进送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悄悄离开机场，一切就都妥当了。

　　“内鬼团伙”

　　整体高效运作

　　身为首都机场工作人员的12名涉罪被告人，其工作及职务有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工人、航空安保公司通道班副班长、通道警卫员、飞行区航空器监护员、国航地面服务部工作人员、国航货运公司运营基地司机、国航站坪运行中心摆渡车司机。这些涉罪嫌犯在协助偷渡的过程中表现“抢眼”。

　　据办案人员分析，2007年12月28日发生在CA991航班舷梯下的偷渡案，体现出偷渡团伙“周密协作、精确配合、指挥缜密”的惊人特点。

　　在T3航站楼建成前，T2航站楼拥有近机位35个，远机位120个。国际航班停靠近机位还是远机位，只能提前两小时获知。因此，及时搞清偷渡者所需搭乘的国际航班停靠何处，极为关键。而能获得如此重要信息的人，只能是机场内部可以接触到这一信息的工作人员。

　　另一个关键点是，要即时观察有无检查人员把守在特定的国际航班舷梯下。涉案人员采用了“双保险”的方法：有“内鬼”驾驶机场专用车在准备偷渡登机的国际航班周围游动巡查，还有“内鬼”站在航站楼内最恰当的位置即时观察了望。

　　一次，外国“托儿”抵达机场准备“调包”，因突然发现有检查人员出现，“内鬼”指挥者毫不犹豫地撤销了偷渡计划。还有一次，4个外国“托儿”在登机前未能与偷渡者准确接洽，只好登机飞出中国国境，在国外机场睡了一夜后乘次日航班返回———这是偷渡组织者一次不大不小的“失手”。

　　为确保偷渡成功，12名涉案机场工作人员伪造登机牌和机场工作证件，提供机场工作制服，引领偷渡者通过专用电梯进入停机坪，驾驶机场专用车的司机接应偷渡者在偏僻处等待指示，场内巡查和近处观察者注视侦探检查人员的位置及动态，再及时汇报偷渡指挥者。如果偷渡条件成熟，载有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辆就跟随在载有国际航班乘客的摆渡车后面。一般情况下，摆渡车司机停车后只打开面向舷梯一侧的3个车门，但为了给偷渡者趁乱与外国“托儿”换登机牌提供机会，被买通的摆渡车司机会开启两侧的6个车门……

　　暴利驱动

　　不惜铤而走险

　　在如此巧妙的运作之下，“内鬼”们成功将13人偷运出境，直至2007年12月28日———那天，担任巡查的两拨“内鬼”大意，未发现CA991国际航班舷梯下站有检查人员，使得4名偷渡者被当场擒获。

　　警方获知：该案4名偷渡者均为福建人，经“蛇头”安排，打算乘坐2007年12月28日飞往温哥华的CA991航班。每人事先已交给“蛇头”50万元左右的偷渡费。

　　同是CA991航班，早在2006年2月3日那次被发现涉嫌偷渡的两名女子也向警方交待，如果偷渡成功，她们每人需向“蛇头”交纳约3万元美金。

　　仅从上述两案看，偷渡境外费用巨大，而这正是“蛇头”活跃异常的原因。

　　2009年2月10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旁听席上，听到一名涉嫌偷渡组织者的坦白：

　　“成功偷运一人，‘蛇头’给我十几万元，我扣下4万，其余分给具体分工者。每干成一次，分得最少的人也可以获利2000元。”

　　在涉嫌犯罪的首都机场12名工作人员中，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有6人，30岁以上的有6人，其中最大年龄者39岁，最小的仅有20岁。

　　偷渡利润的分赃对这伙涉罪人员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一次，“蛇头”为犒劳“有功之臣”，出钱请多名参与偷渡的机场人员带家属赴深圳游玩。酒酣耳热之际，“蛇头”透露了发给组织者的钱数，引起众人不满，大家都认为自己分得少，被组织者“黑”了，于是便有了踢开曾经的组织者、重组人马另起炉灶的疯狂……

　　机场工作人员协助偷渡案呈高发态势

　　2008年2月，首都机场T3航站楼投入运营，首都机场由此成为亚洲首个拥有3座航站楼、3条跑道、双塔台同时运行、年设计旅客吞吐量达到8200万人次的超大型现代化机场。

　　有分析称，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范围内的偷渡与反偷渡现象正在出现明显变化：

　　一些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加大了对非法居留人员的清查力度，被遣返回国的中国偷渡客逐渐增多；中国经济环境较为稳定，致使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热衷于到中国寻求发展，外国人非法出入境的偷渡案也有所增多。

　　来自北京边检总站的统计数据表明：首都机场工作人员协助偷渡案呈高发态势，仅2005年全年，首都机场共查获偷渡人员945人次，其中查获机场员工提供线索协助偷渡22人。

　　尽管有负责人表示，“要动用各种手段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但自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2月28日期间，首都机场内部工作人员参与偷渡的案件仍在不断发生。对有着“第一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来说，可谓警钟震耳：相关制度为何没能及时阻止和防范犯罪的发生，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本报记者 杜萌 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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