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务当“愤青”

　　去年11月8日，我和美国造型艺术研究会会长方书久先生出席纽约华美协进社举办的当代艺术讲座，基本上分清了何谓古典艺术，何谓现代艺术，何谓当代艺术。感谢主讲人的悉心讲解。

　　我没有经历美术专业学校培训，而是自学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的。我自幼临摹名家名作，在书法篆刻方面受钱君匋大师指导，至20余岁始接触西方美术。此后，毕加索和塞尚、莫奈、马奈、雷阿诺及梵高等印象派大师，都是我临摹的对象。这一时期，我读遍梵高、戈雅、伦勃朗、列宾等大师的传记和画册。天下万物，用中西贯通的材质、技艺去描绘当然很好，就是下工夫在现代艺术领域，也够我们忙活一辈子了！

　　当然，人总是要追求更高目标。但当我听了主讲人介绍的当代艺术作品，不禁感到十分丧气。徐冰的“天书”，让所有中国人不识，还推出一幅配有中英文字的猪公婆交配图，真让九泉之下的兰亭诸公、唐太宗及历代书法家斯文扫地，更会引起他人的反感。

　　不错，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耽误了不少青年人的宝贵年华。但也有一大批“50后”，回城上大学，出洋又“海归”的。商界如吴鹰、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等，政界如上海市长韩正等一批“革命后代”。还有兢兢业业的返城“知青”，后来又默默忍受下岗之苦的，他们都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所谓“愤青”不知农民的苦，却谙熟西方的自由享受，对什么都有气。主讲人介绍几幅苦着脸、痴呆、麻木、不知所措的青年画，还把红卫兵袖章放在那里，恐会引起误解。

　　除了红卫兵，还有反右扩大化、大跃进造成饥荒、大炼钢铁、破四旧等，这些负面的史实被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当作了攻击的靶子。对比之下，载人飞船上天、核潜艇下海、13亿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层次，才是值得用艺术去反映的。

　　我有幸生于上海，看遍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外电影和小说名著。张艺谋最初的《红高粱》，用特有的摄影手法表达土得掉渣的故事，客观上迎合了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被后者当成笑料而送一个奖项。后来，张艺谋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奥运开幕式上取得空前成功。香港有很多经济能手，1997年前出走美、加、澳，之后又回归，无论从港澳台还是从大陆留洋的艺术家，后来也大都回国大放异彩，因为他们身后有13亿人在捧场。

　　如果我们搞艺术的不为大多数人着想，而专门去追求惊世骇俗、难以拿捏的所谓“当代艺术”，像“愤青”那样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会把事情办拧了。自己有特长，还是平和包容、回归自然为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就像张艺谋和“海归”们那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艺术创新难免要走弯路，但当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有了市场，一定会出好作品。我更希望，除了中国作品，主办方还介绍一些其他国家的顶级作品，让人们对当代艺术有个好印象。

　　为进一步学习，我去了纽约现代艺术博览馆，欣赏当代大师们的耐人思考的作品，如玛琳·杜玛斯的黑色素描，再如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和毛主席像。以上二位站得很高，看得很远，那才是我们学习当代艺术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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