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我们共产党建党目的为了什么?也是为了老百姓翻身,为了老百姓富裕。既然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办法都不行了,这个办法又能够使老百姓很快富裕起来,使老百姓生活能提高,我们为什么不可试一下?
农民生活的改善坚定了方苞们的选择,他们坚信,只要政策稳定,法律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的回报率比在香港、台湾高,就会在境内扩大投资,推进技术、设备的升级换代。
方苞:只有第一个蚂蚁进来了,那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进来,他尝到甜头,不断不断地进来,就形成了一个气氛,一个势头,人家都认为政策不会变。他的实践证明你的政策是稳定的,他就来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1979年是中国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这一年的3月,深圳市建立。随后,邓小平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从1980年到1985年的五年时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改革开放之风自此一路北上,再不可挡,中国经济即将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逐步活跃起来。
记者:广东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时,有着100多年开埠历史的上海也向世界发出了邀请。当然,上海跨出的第一步只是打算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为国家创汇,但这足以让寻找新市场的。西方企业界感到欣喜。在接到闭关多年的中国开放的信息后,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来了;11月,德国大众也来了。
这张桑塔纳汽车广告牌一定会唤起很多人对于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上一辆桑塔纳轿车是一件十分骄傲的事情,而桑塔纳轿车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外合资经营的历史。
1978 年,上海市向国务院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改造上海轿车厂,年产 15 万辆,大部分出口赚汇。
蒋涛(时任上海市机械局局长):就是利用我们中国劳动力比较多,而且又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引进一部分生产装配线
在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后,上海即向全世界知名的大汽车厂发出邀请。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 墨菲应邀来到中国访问。
蒋涛:他到北京以后,说像这样的项目最好是采用合资的办法。这样的话,大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
墨菲也向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技术引进的李岚清提到了合资办企业。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合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二十年后,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形:
李岚清(时任中国重汽筹备负责人):合资当时就讲述一个英文的名字,Joint Venture。Joint Venture这个字,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了,按照字面的翻译我不懂什么意思。Joint Venture就是共担风险,听他讲了以后感到很有意思,这个很新鲜,觉得也确实是一种合作的方式。但是另外一个反应,我说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与资本家合资,这是一个有政治风险的问题!尽管这样,李岚清他们还是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了简报,并且很快收到了回复。
李岚清:其他的同志都画了圈,惟独小平同志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也可以谈嘛!
与通用公司谈判引进轿车项目的谈判组也将美方提出的轿车合营建议向国务院请示,1978年11月9日下午4点,上海轿车项目组成员翁建新接到了一机部汽车总局打来的长途电话:
翁建新(时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副总工程师):(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问邓小平轿车可不可以合营。他说可以啊,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
记者:小平同志当时就回答了这么干脆吗?
翁建新:当时就这么干脆。
李安定(新华社高级记者):所以说,如果我们溯本求源的话,合资经营从谁开始呢?就是从小平同志这个批示开始。这个提法从他开始的,而且这个提法最早就是针对的汽车行业。
有趣的是, 1925年,21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到雷诺汽车厂做工,在76号车间学习作一名钳工。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最早接触当代汽车业的,亲身感受过汽车生产模式创造社会财富的惊人能力。53年后,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问日本的邓小平,在日产公司参观汽车生产线后感慨:“承蒙各位指教,使我获得了新知识,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
可是,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墨菲带着与中国合资造汽车的设想回到美国时,董事会竟否决了他的意向。
李安定:他们对中国了解之后,觉得中国的汽车工业,尤其是基础和零配件的工业太薄弱。而且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没有这种需求,轿车(市场)上几乎没有需求。
随后,几乎所有的大汽车公司都拒绝了与中国人合作生产轿车。也难怪,虽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全国的轿车加上越野车年产量不过5000辆,不足国外一家大公司一天的产量。只有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独具慧眼,他们相中了中国的未来。日后,大众董事长哈恩博士回忆说“中国当时的开放政策、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