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特区30年的深圳之路

　　2006年10月2日，深圳深南大道人流如织。游客们在邓小平巨幅画像前留影。 图/CFP

　　如今的深圳，一眼看不到转折点。

　　一座座玻璃外墙、簇新现代的高厦中，夹杂着鸽子笼般的居民楼和火柴盒般的旧厂房，雨水冲刷后留下的黄色锈迹，留在每一栋发灰的建筑物脸上，将这个城市的过去，留给现在和未来。

　　蛇口第一炮

　　足足30平方公里，听了袁庚和广东省的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半岛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个足球场大小。

　　这一天，是1979年1月31日。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梳理深圳的发展脉络，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蛇口，坐着一艘快艇，袁庚从这里上岸。

　　这是刚刚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的袁庚对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个地方，建个拆船厂，作为开拓他61岁新事业的起点。

　　溜达了一上午，他只看到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和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在这个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镇上，看不到男人，偶尔露脸的老弱妇孺都躲在墙角里，没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这个地方。袁庚是个聪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给他的这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价码”。袁庚说，对于蛇口，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要免税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写下“拟同意”三个字的同时补充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动作很快，不到4个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诞生。

　　特区来由

　　就在袁庚踏上蛇口之前，广东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也在深圳调查。他想解开一个疑问。

　　一年前，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其第一次远行的目的地。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负责人把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深圳和香港，在地理上只隔着一条宽不过30米的深圳河。

　　建国后，中英交恶，双方封锁边界，深圳河见证着两岸的变迁。深圳拥有和每一个大陆城市相同的记忆，大跃进、饥荒、“文革”，而香港却在此间发展成亚洲四小龙。

　　于是，不断有人逃到对岸。官方有记载的3次大规模逃港，分别发生在1957年公社化、1961年自然灾害和1972年，累计外逃6万余人，参与者10万余人。

　　听了这些汇报的邓小平，面对着雾气蒙蒙的羊城街道，留下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吴南生的调查，就是想弄明白邓小平的意思。

　　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对岸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对岸的人均年收入却有13000元，差了100倍。

　　他立刻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

　　和吴南生一样，发展经济时已成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共识。想在蛇口办加工区的袁庚，正是与他们的思路不谋而合，才得到支持。

　　不过，广东的想法，并不只局限在一个蛇口。

　　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提出了广东“先行一步”的建议，希望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政策，鼓励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

　　邓小平赞同这个建议，“这几个地方就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认为，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不受其少的可怜的财政预算制约的现代化之路。广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海外华人中，有80%来自广东。为港澳回归搭桥的政治考虑，也是特区选址深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8月26日，由吴南生牵头起草的《特区条例》，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深圳和珠海、汕头、厦门一起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327.5平方公里，蛇口包含其中。

　　次日的《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青春年代

　　似乎就是从1979年开始，人口不到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忽然热闹起来。

　　刚刚过完年，惠阳地区公交计委办公室副主任骆锦星就坐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泥土路，过两个关口，车子摇摇晃晃，4个小时才到。

　　春节前，隶属惠阳地区的宝安县刚刚更名为深圳市，广东省委向全省干部发出号召，支援深圳建设，骆锦星自认喜欢挑战，和31名惠阳地区的干部一起，从城市来到农村，担任新成立的房管局副局长。

　　亲自起草了特区条例的吴南生，受命兼任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他也带着5个人，乘火车从广州来到深圳。半年后，广东又安排有着丰富大城市管理经验的副省长梁湘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不再兼任。

　　骆锦星记得，当时的深圳，一眼望得到尽头。

　　全镇2.6万人，汽车7辆。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另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干部都住在迎宾馆附近的党校，门前一条臭水沟，蚊子一抓一大把。”骆锦星说，“看来，真要走一条血路才行。”

　　虽然中央一直强调不给特区一分钱，吴南生还是从副总理谷牧那里争取到了3000万的启动资金，靠着这3000万，深圳搭起了特区建设的第一块积木。另外的资金来源是“卖土地”、向银行贷款和引进外资，最初几年不向中央缴纳税款的特殊政策也间接提供了特区建设的资金。

　　最有想象力的骆锦星提供了“卖土地”的点子。

　　“把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外商，我们就能用租金来搞建设，外商拿了地，也必然愿意来投资，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困难在于曾经的信仰。当时宪法规定土地不能出租、转让。

　　“没有办法，都按规矩办，还叫什么特区？”骆锦星说，不是要闯血路么？血路就是有人要牺牲。

　　统计数字显示，从1980年到1981年，深圳共出租土地4.45万平方米，获得“土地使用费”2.136亿港元。

　　这一做法，日后在全国蔚然成风。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有关条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资金来源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深圳最初的发展模式，建成“出口加工区”的最初期待，也在实践中被丰富和完善。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大量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建宾馆、建道路。国贸大厦、深南大道，这些深圳的地标，均在此时竣工。

　　在特区建设的最初三年里，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倍，不仅把另外三个特区远远甩在身后，还让十里洋场的上海、华南第一城广州黯然失色。

　　小渔村创造了大奇迹。一些冲破经济发展羁绊的制度改革，也在进行当中。

　　1982年，通过竞聘，普通职工何能胜获得了中英街上的沙头角综合商店总经理一职，1983年，国贸大厦的女员工已经可以每月拿到200多元的工资，比内地的部长还高。1984年，深圳市民可以不再凭粮票敞开购粮。

　　这些改革，10余年后在内地以同样的方式上演。

　　那是改革启蒙期的激情年代，深圳宛如一个盖世英雄，叱咤风云。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

　　小平救难

　　深圳走得艰难。

　　作为探路者，每前进一步，都在撕破旧有体制的脸面，艰难可想而知。

　　一份在1982年年初呈交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对深圳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外资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进，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加紧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省委书记任仲夷向中央作了他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份检查。

　　这一年，凡是从广东到内地的旅客，都要搜身，防止走私。特区成了坏分子聚集地的代名词，当时的一些影片中，只要是坏人，就讲粤语。

　　1983年年底，深圳少见地下了一场大雪。过完元旦，邓小平来了。

　　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邓小平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深圳：许多工地正在施工，机械塔吊伸开长臂不停转动，纵横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已经建成，路上车流穿梭，罗湖新城初具规模。

　　小渔村变成了大工地。随后的两天，邓小平参观了渔民吴柏森的家和蛇口工业区，随后只言未留，前往珠海。

　　回京前，邓小平为深圳留下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对的。”

　　这句话，挽救了深圳。

　　事后，市委书记梁湘把一幅300平方米的邓小平巨幅画像，竖在了深圳最显眼的深南大道上。

　　虽然此后深圳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深浪潮”，素以强悍、理想主义，敢担当著称的市委书记梁湘，也在争论声中黯然离职，但那些亲身参与了深圳建设的人们，每行至此，都会从内心生出坚定的力量和勇气。

　　1992年，当姓社姓资的争论再次压到深圳头上时，88岁的邓小平再次乘火车来到深圳。这一次，他待了4天，登上了8年前还在建设的国贸大厦，并在53层的旋转餐厅用餐。

　　此时，人口已达数百万的现代化都市深圳，正在经历又一次围剿。

　　这一次，邓小平的表态很清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是要用深圳，再次推动全国改革的步伐。

　　如今，在深南大道和红岭路的交汇口，邓小平画像，刚刚重新粉刷，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笑容依旧。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灵魂，深圳的灵魂，是邓小平。

　　深圳，你被谁抛弃

　　1997年，邓小平逝世，很多深圳市民自发点燃蜡烛，在小平画像下祭拜，不少人失声痛哭。

　　此时的深圳，已经走过明亮、激情的青年时代，正面临各路诸侯的围剿和成长的困境。

　　独家的特惠已变为多家共享的普惠，浦东新区迅速崛起，各种名头的特区遍布全国。耶鲁大学归国博士胡鞍钢“特区不特”的理论，红遍全国，直戳深圳的关键部位。

　　1997年香港的回归更让许多人相信，支撑深圳存在的重要政治原因已经不在。2000年10月，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责令深交所A股新股停发。国家层面的政策安排，让深圳经济走入寒冬。

　　脱离了“特区”的语境，单纯作为一个城市，深圳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

　　在过去的30年里，怀揣着财富和创业的梦想，不停有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30年里，深圳的人口不断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万，到90年代的100万，再到现在的超过千万。

　　在这个99%的人口是外来人口的移民城市里，没有归属感的人们毫无担忧地消耗着城市的资源和信誉，“金钱第一”成为普世价值，飞车党、抢皮包、割项链的新闻不绝，不断攀升的自杀率大半原因是抑郁症，最初以淘金为目的的创业者们，开始向这个城市索要幸福感和安全感。

　　普通打工者呙中校，恰在此时来到深圳。和所有打工者一样，在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为一家证券网站开发网络系统。工作不稳定，一年里，他换了5家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钱。

　　虽然只是个普通的“打工者”，武大金融系毕业生呙中校却一直在思考和关注深圳的发展。2003年，他把对深圳的担忧写成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在强国论坛，经纸媒转载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深圳出路的又一次大讨论。

　　据说，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一次会议上称赞了这篇网文，之后，文章的打印版便摆上了每个委办局局长的办公桌。

　　在媒体的推动下，呙中校还成了市长于幼军的座上客，网民和市长关于深圳发展之路的平等对话，一时传为美谈。

　　5年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为深圳“寻医问药”。

　　30年一觉改革梦

　　2008年11月7日，一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名义召开的研讨会，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醒目的大红标语打在宾馆门口，“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说：“看了这条标语，我很感动，深圳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个肯定，让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唏嘘不已：“从存在那一刻起，存在的必要性就被质疑，一直到现在，这种滋味不好受。”

　　已卸任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对这个研讨会也很关注，在会议论文集一些重要的文章上，他专门作了记号。李灏认为，深圳的重要性，不在于为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而是探索了邓小平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怎么走。

　　呙中校关心的是，没有了当初一穷二白的窘境、走过了创业初期的激情，深圳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最首当其冲的，是继续解放思想。”冷溶说。

　　深圳现任市委书记刘玉浦在会上表示，深圳将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当前深圳特区改革攻坚的重要突破口，用5年时间建立起全新的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全国提前7年完成。

　　深圳仍在路上。30年的岁月穿过风尘，成就了年轮。

　　依赖一个个有着回忆的地名和人名，人们在沧海中记住一座城市。

　　袁庚96岁了，依然待在深圳。在深圳从一个渔村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起点上，他曾叱咤风云，毁誉参半。

　　被取消了特权的蛇口，并没有成为袁庚期待的样子,一个类似英国阿伯丁的以工业为主的港口城市,但“工业大道”、“兴工路”这样缺乏个性的路牌，还是多少留下了梦想的痕迹。

　　骆锦星习惯摇着蒲扇，在这个城市里遛弯儿，或者站在国贸大厦的顶层，打量这个城市，“我们这些老头子，现在基本都不在了。”

　　创业激情和财富梦想，依旧磁石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向这里汇聚。每个平淡的表情后面，都有一个和这个城市的故事，或大或小，或精彩或平淡。

　　在深圳创业初期担任市委书记的梁湘，在不得不离任时泪流满面，他引用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向深圳告别。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本报记者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