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面前是一套十本装帧精美的《星火燎原(未刊稿)》,这套书凝结着一位老人一生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把爱给了信仰,用生命把梦想照亮。
2008年8月9日,这位老人黄涛静静地离去了。
终年88岁的黄涛是我军第一位载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的人,是人民军队第一位国家出版届最高奖―――韬奋出版奖的获得者;他主持编纂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他领导创办了第一本革命回忆录杂志和第一本面向部队青年官兵的生活杂志;他组织开设了全国第一家大型军事书店。
一生编著《星火燎原》
2007年11月7日,黄涛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
老伴马艳秋携三个女儿和儿子聚集在病床前。黄涛得知病情后,对老伴和孩子们说:“你们去把出版社领导给我找来。”
很快,解放军出版社领导赶到医院。黄涛说:“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情我还没有完成好,由于种种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憾,特别是拿掉的一些文章应该恢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存在不合适的用词也要做出订正。我想了这么几条重点的,交给你们,再版的时候请一定做出订正。”
说着,他从枕头底下颤抖地摸出了写好的字条,交到了出版社领导的手中。
“人到了这个时候,想的还是编书。”看着有书法家美誉的黄涛,写得歪歪扭扭已变了形的字,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说起《星火燎原》,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
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三十年革命斗争历程的回忆文集《星火燎原》,此项重任交由黄涛分管。他当时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
原来设想这一工作是临时性的,大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谁也没想到这项临时性的工作,黄涛一干就是26年。
《星火燎原》先后发行六百多万册,《朱德的扁担》、《我跟父亲当红军》等36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有十余部作品被改成电影电视剧,编辑部出了王愿坚、丁芒等一个又一个大作家、一个又一个专家。有一部分人成为军史研究的奠基者。
“党交给我做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好。”这是黄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那会儿,黄涛受到迫害,编辑部也被遣散。黄涛被关进牛棚前,叫过大女儿说:“你是老大,除了要带好弟弟妹妹们,爸爸还有一件事要交待给你,你一定要保护好那几本《星火燎原》和所有的资料。”第二天,黄涛就没有回家了。当晚,女儿掘开地板,把所有的资料和书籍全部埋到了地下。这些珍贵的资料才躲过了毁灭性浩劫。
《星火燎原》是毛泽东一生惟一题字的一部书。邓小平为《星火燎原》题词,这也是他一生为一部书专门题词。郭沫若称这部书“是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
许多老编辑都说:“如果没有黄涛的谋划和把关,没有他那种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没有他的冒险保护和坚持,《星火燎原》不会有现在的历史价值。”
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星火燎原》选集,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星火燎原》成为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个知名品牌,创造了丰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1987年12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批准黄涛离职休养。离休二十多年,黄涛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在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黄涛先后主编过《中华爱国英杰辞典》、《苦斗十年》、《解放军烈士传》、《革命烈士传》等一系列讴歌英雄的书籍。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硬骨头六连》、《朱伯儒》、《张华》等反映时代群体和英雄楷模等先进事迹的书籍。他主编的《志愿军英雄传》、《星火燎原》等革命史传著作是目前我军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传记文学作品,黄涛也被誉为我军史传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不能留下历史遗憾
早在几年前,黄涛已是一身的伤病,两只眼睛做了人工晶体,一双腿和右肾都安了支架,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业已85岁高龄的他,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出版工作的黄金时期。
“当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晚年我要完成三件大事。”2005年,85岁高龄的他找到社领导,强烈要求担任《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丛书的出版编辑工作。他说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事就是让这3部书成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献礼图书。社领导何尝不想让黄涛担纲此项工作,可考虑他疾病缠身,有谁忍心这样做呀!黄涛拍着胸脯说:“这一段历史我熟,我来牵头做这项具体工作,能节省很多时间。”社领导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他的要求,但提出不能超负荷工作,并给他配了3位助手。
黄涛虽然年事已高,可工作标准依然不降。他始终坚持“三编”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告,将初稿打印,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送军事科研单位等审核;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部队,让官兵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即基本成稿)通过座谈会等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他不只在一次编前会上讲:“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主要依据是党的文件决议、他人回忆录、档案资料、工具书等;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然后和作者沟通,再一丝不苟地订正。”
对再版图书回头看,是他倡导的职业习惯。近年来,出版社再版一些图书时,都能收到黄涛的修订意见。黄涛常说,“眼睛看不清,不能思想看不清。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
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
“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这是黄涛早些年工工整整写在《星火燎原》一书扉页上的一句自勉的话,更是刻印在他心灵深处的人生信条。他说最脸红最后怕的事就是去世后,别人背后议论自己“干为英雄立传的活,做给组织抹黑的事”。
他在正师职岗位干了近三十年,从没有因个人职级待遇问题找过组织。离休前,老伴让他最后一次找机会反映一下,他说:“加入党组织就是干革命的,我只有为组织工作的义务,没有向组织伸手要待遇的权利。”
黄涛原名叫黄宏基,出生于山西一个富商家庭。1936年,他放弃优越的家境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家中兄弟姐妹9人有8人投身革命,其中3人英勇牺牲。1938年,黄涛改现名。从此,他立下波涛汹涌般的革命志向,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阵营中。黄涛说:“我在编写英雄烈士方面的书的时候,有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因为我们编写的都是和我同时代的人,而且有一些人我当年就认识,有些材料我看到以后,如同身临其境。”
黄涛从未用手中权力为儿女亲朋办过私事、行过“特权”。大女儿被部队安排转业希望他找人说情、当公交售票员的二女儿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调进出版社当一名职员干部、已在正团职岗位干了7年的儿子被平调到京外干休所任职,对此黄涛都没有过问。
黄涛说:“这样的事,我向组织一次口也张不开,因为只要有过一次,我就一辈子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杨傲多 刘国顺 王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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