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了对日本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与上次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日,相隔10年的跨度,微妙地诠释了两国关系意义上的距离感,多少有种“咫尺天涯”的况味。
在此番首脑峰会所达成的诸多成果中,笔者最看重的,便是双方以共同文件的形式,对首脑定期互访做出制度性安排,确认两国首脑除了在国际场合的邂逅性见面外,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专门会晤。此项举措标志着迈出了构筑双边危机共管机制的第一步。只要能确保这一点,便不愁悬案无从进展,便可望避免那种双方作老死不相往来状的最坏情况的发生。事实证明,几乎所有负面能量的聚积,都是在沟通机制被堵死后开始陡然加速的。这方面,殷鉴不远。
回首30年改革史,日本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伸出援手。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翌年(1979年)开始实施,到今年将画上圆满句号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不啻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助推剂。对此,中国人不会也不应当忘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日本也是国人心中“现代化”的典范之一,以日为师没有丝毫的难为情。当年邓小平每每接待日本朋友,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向日本学习”。
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帮助,不仅限于资金、技术的支持,其从经济起飞,到成就经济大国的成功故事本身,对中国来说,不失为重要的借鉴。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仅4年后,日本就超越了西德,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凡40年。这中间,日本不仅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保持了高水准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恰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克服了环境公害问题,彻底告别了“公害列岛”的梦魇,成为举世公认的碧水蓝天的环保天堂。
三十年弹指挥间。改革“而立”的中国,以骄人的成就,终于站在了经济大国的门槛上。但同时亦应看到,改革已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面临亟待启动“后改革”课题。无论是发展的议题、路径,还是推进的“路线图”,东邻的他山之石,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能否在如此节骨眼上,着眼于奥运之年,乃至接下来的“后奥运”年代,强化中日“战略互惠”纽带,并通过两国关系发展助推自身的建设与改革。重谈以日为师,也许正当其时。
刘柠(北京 学者)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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