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西藏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只能是中国内陆

    我们在考察西藏时,首先看到的是西藏的极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原本位于南半球的印度板块向北漂流,在距今4000多万年前与北半球的欧亚板块碰撞的结果。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是作为印度板块的前沿,在与欧亚板块碰撞的过程中隆升起来的;而雅鲁藏布江一线,正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边界。西藏高原在距今400万年前,还是一个高不过千米的平原,直到340万年前才开始整体强烈上升,并延至现在,此间累计上升了3000至3500米。在距今10万年前,西藏高原的面貌已经大体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整个西藏高原是被南缘的喜马拉雅山、北缘的昆仑山、东北部的唐古拉山、东南部的横断山脉紧紧包围着。从西南面到南面的整个国境线上,蜿蜒高耸着弧形的喜马拉雅山脉,从高原南缘的珠峰地区到南亚次大陆恒河平原的直线距离仅有百余公里,但两地的相对高差竟达6000多米,这样的地形高差无疑对西藏高原与其南侧恒河平原的大规模直线交通形成了极大的阻碍。高原北部边缘的中西段地区,其“阶坎形”地貌特征也十分突出,横亘在这一地区的昆仑山以4000多米的高差急降到北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理条件亦较恶劣,素有“死亡之漠”之称,因此,昆仑山南北两侧的地形和自然条件都使这一地区的直接交往通行几无可能。藏东地区的横断山脉,由于南北向平行峡谷地貌十分突出,峰谷相对高差较大,故对东西方向交通的阻隔作用较大,但该地区平行河流及峡谷却对南北方向的交往通行比较有利。

    西藏高原的东北方向,虽有唐古拉山的阻隔,但情况与其他方向不同:今青海省的地理条件与西藏高原相似,海拔高差和坡降很小(不超过几百米),挡不住西藏高原的居民从这里走出去的步伐。加之这里又是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更把黄河、长江上下游的居民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成为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联系的主要通道。中国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和早期新石器文化是经由这一通道传播到西藏的,古代羌人之一部分是经由这一通道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的,唐代文成公主是经由这一通道进入西藏的,萨迦班智达是经由这一通道去凉州会见成吉思汗之孙阔端的,吐蕃时期的“唐蕃大道”以及后来的“朝贡之道”也是经由这一通道而形成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才使西藏高原的远古先人同甘、青古人类发生了密切联系,才使西藏高原的新、旧石器文化融入了自成体系的中国新、旧石器文化的大圈子,才使藏族人同中国境内的所有世居民族一样均为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才使藏族同中国其他各民族一样汇合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西藏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证明,地理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例如在影响西藏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上)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藏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的新、旧石器文化是自成体系的

    就我国至今发现的资料及研究结果来看,距今1万年以前的石器文化大体属于旧石器文化,距今1万年至4000年前的石器文化大体属于新石器文化。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为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册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即全部属原始蒙古人种。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也都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即彼此都有一定的联系,且与中国以外的其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有较明显的区别。

    西藏的旧石器考古工作,由于仅限于地面采集,没有相关地层方面的佐证,其可靠性还很难说。已获得的标本,以苏热的旧石器最为久远,大约距今5万年前。其他标本,多为距今1万年前。西藏旧石器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其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内地旧石器较为接近,尤其与华北旧石器近似。甘肃的旧石器也属华北旧石器系统,而且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因此可以设想,华北的旧石器文化是经由甘肃、青海传播到西藏的。

    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大体可分三种情况:（1）不见陶器、磨制石器,只见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的新石器地点,年代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2）细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等共存的新石器遗址和地点,年代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3）不见细石器的新石器遗址和地点,年代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细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等共存的典型代表是昌都卡若遗址,它代表了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以农业为主、兼有畜养,狩猎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文化类型。卡若文化更多地是受到马家窑文化的影响。而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分支,仰韶文化又是由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

    中国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主要发现于黄河中游和汉水上游地区,包括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大体在公元前5500-前4800年之间。它们都早于仰韶文化,又都与各地区的仰韶文化存在渊源关系,因此,有人把它们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马家窑文化,属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00年。目前普遍认为它是继承仰韶文化而逐渐向西扩展的。

    西藏新石器文化与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反映出这两个相邻地区在原始时代的关系比较密切。不过,当我们进一步追溯其根源时,却发现西藏的新石器文化中有些因素明显是中原文化的影响,甘青地区不过是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通道而已。因此可以设想,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传播路线大体是:中国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云南白羊村和大墩子的新石器文化。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早在1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西藏史前时期的文化就同中国华北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融入自成体系的中国考古文化的大圈子内,成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史学家田居俭在其《必须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一文中,概述了包括西藏历史在内的中华远古历史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资料的综合研究,厘定了中华远古历史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由‘猿人’(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古人’(广东韶关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和‘新人’(广西柳江人和来宾麒麟山人、内蒙古和宁夏的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三个阶段构成原始群时期,经以河南仰韶文化和浙江河姆渡文化为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以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典型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唐尧、虞舜、夏启、商汤时期,再到奴隶社会发展鼎盛的殷商、西周时期,以及此后奴隶社会衰亡与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家更证明:‘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即使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外因决定论’的西方学者也有人承认:‘不用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千百万年中,中国一再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和对于古代传统的忠诚。在这个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土著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译本第366-36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原载《求是》杂志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