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开发区。
在经济现代化初步达成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需要向各领域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管理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更多有各方面经历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更上层楼。
2008年的日历刚刚打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陆续进行地方政府换届,国务院不少部委也将于3月去旧迎新。为人所瞩目的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干部,将在本次政府换届中被正式任命和充实到省部级领导岗位。
观察这批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政治精英群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其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近十余年来所罕见。大多数省份出现了“60后”的党委常委或副省长,“60”后入主国家部委主要职位的也不在凡例。二是他们的知识和经历背景更为丰富合理。“60后”都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他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学历较高,对国内国际的新理念、新事物非常熟悉。
大量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年轻干部被吸纳入高级官员队伍,首先说明的问题,是中国日前成为开放社会,原先的封闭社会传统已成过往。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60后”高级官员中,不少曾经在科研、教学或企业等领域奋战多年,是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他们由事业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是中国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的标志。
同时,当做企业出身的老总、大学教授成长起来的校长、曾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群体性地崛起于中国政坛时,还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向深层领域推进。
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后,今天的中国已完全不同于30年前的那个农业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经济现代化初步完成,现代工商业的形态开始显露,国家和社会结构也从相对简单变得较为复杂。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有别于过去,已逐渐转移到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系统上,实现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创新,以建立起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的现代国家。这使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对治理专业化的要求显著提高。
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也要求政党执政和管理方式实现创新,以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在过去的59年尤其是最近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次国家和社会的革新,也是一次政党执政方式和管理模式的革新。但这种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30年改革开放,国家主要精力在经济建设上,对执政者的能力要求,也主要体现在带领民众创造经济成就上。而在经济现代化初步达成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需要向各领域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管理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有更多懂得现代生产经营、会做企业管理、搞过院校教学等各方面经历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更上层楼。
早在近百年前,中国近代著名贤哲梁启超曾憧憬出现一个“少年中国”,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主要系于年轻者而不是年老者,一个年轻的国家才会充满朝气和希望。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以活跃能干的姿态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时,人们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以全面实现文明复兴,也多了一份期待。(程亚文 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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