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梅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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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梅门造与妻子田宏生
CCTV.com消息（记者多国丽）：已经离休多年的梅门造，当年并非知青，1970年他是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到内蒙古的。对于这段历史，自然地，他有自己的视角。
“我是被骗去的！”
在这位生于1933年，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一辈音乐家眼里，他的三年多“下放”生涯是从一场骗局开端的。
“我是被骗去的！”他说。
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96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一夜之间变为“要彻底砸烂的阎王殿”后，总政的下属单位成员也随之变为“阎王殿里的小鬼”，梅门造等一些主要演员、歌唱家自然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时，接管文工团工作的军管小组决定，总政文工团也应和总政一样彻底砸烂，大部分人员必须调离原岗位，并且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
其实，对于自己的下放，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些高兴的，因为当时的他和总政文工团全体人员，已经在高等军事学院被关押了一年。到边远的部队去比失去自由总是强一些。
当军管小组对他说“为着你的家庭考虑，我们决定把你分到北京军区”时，他还有些庆幸，‘下放’而又离开家不太远。但是他哪里知道，军管小组跟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当他到北京军区报到的时候，他真正要去的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而它是归北京军区管的。
1970年的春天，无奈之下的他告别了家人，来到位于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师部，成为了宣传科的一名干事。
从1969年开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就开始正式接收从全国各地来的现役军人和知青，1970年，内蒙兵团的知青达到7万人。
夜晚目睹战士集体哭泣
去到兵团的第三天，梅门造就接到任务，到驻扎在狼山劳改农场的22团9连搞“两忆三查”运动。
在9连住了几天后，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每到吃完晚饭后，有些班长就会带着一群战士到离宿舍不远的沙丘后面去，不一会，班长又带着队伍返回。
“沙丘后有什么宝贝？”梅门造心想。后来他才知道，是班长同情这些年纪很小，却远离父母到兵团接受这么大强度劳动的知青们，就带领他们晚饭后躲在沙丘后哭一会，释放一下想家的情怀。
但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也不能哭太长时间。哭了一会，班长看了看表，催促着说，“好了好了，不哭了啊，明天再哭。”
梅门造说，兵团战士们的生活确实辛苦。除了军事训练外，还有高强度的劳动，比如说为建房而做的准备工作――脱坯。这既是一种强体力的劳动活，又是一门技术活儿，从泥堆里挖出一团泥来放在一个木头做的坯模子里，让泥充满整个模子，再撩一捧水，往坯上一摸，面就又光又平了。
按照标准，每个人每天脱400块坯就算完成任务，但时间长了，无形中就会形成竞赛。或者是在数量上的竞争，“你脱了400，我就要脱450；你脱了450，我就要脱800。”或者是在时间上的竞赛，“你们班五点起床，我们班第二天就在4点半起床。”但让人惊奇的是，脱坯冠军竟然是一个女知青，“一天脱了4200块。”
把沙地改造成良田也是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这可比脱坯艰难得多，因为按照当时兵团领导的设想，把沙丘搬走，再到用土填上，这样就可以种粮食了。
所以，农忙季节快到的时候，知青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肩着担子把沙挑走，然后再走二三十公里到黄河边把土担回来。
但是，梅门造说，“土填平了，但风沙一来就把土盖住了，接着战士们还要再把沙弄走。这等于干的是无效劳动。”而且，“种麦子，种玉米，麦子长出来却不结麦穗，玉米能收个两三斤就不错了。”
但是，年复一年，这个工作在当时干得热火朝天，“大家都是自觉在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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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演出的节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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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剧目《碧波红心》
战士们都成了他的“粉丝”
8连的连长毕家良在改造良田上是个典型，短短一年时间，他带领全连战士推平了二千多个沙丘，再对三百亩土地进行“大剥皮”，一楸一筐地把几厘米厚的碱土搬走，再铺上厚厚的粪肥。
“毕家良这个连在库布奇沙漠改造的这片良田，还算有点收成。”于是，梅门造专门写了一首叫做《歌唱我们的第二故乡，昆仑滩》来赞扬这片良田以及毕家良的连队。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在奔腾咆哮的黄河滩岸，在一望无际的库布其沙漠北端，有一块肥沃的土地，我们的第二故乡，昆仑滩。昆仑滩啊昆仑滩，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地方，劳动人民用铁铲把你浇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身旁，要把塞外的荒凉驱散，战天斗地的凯歌，在天空回荡，昆仑滩啊燃烧起青春的火焰。”
让梅门造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名叫柴忠权的指导员，“他很爱兵”。柴忠权夜晚看到一个女战士站岗时掉眼泪，问原因，才知道她又冷又害怕，站着岗就掉下了眼泪。
柴忠权没有批评她，只温和地问，“眼睛里有眼泪还能瞄准敌人吗？”小姑娘把眼泪一擦，破涕一笑，“擦干了就能瞄准了。”第二天，柴忠权就把夜晚站岗的人员每班从两名增加到三名，为保证战士的睡眠时间，每班值班时间也从两小时减为一个小时。
还有脱坯竞赛的事，柴忠权看到这样的竞赛消耗体力太大，而且脱的坯质量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后来就下了一条命令，“从早上8点到中午12之间的劳动时间才作数，超过这个时间托的坯再多也不算。”他所做的这些，都很受战士们的欢迎。
但不幸的是，只在兵团工作了87天，柴忠权就在一次因公出差发生的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为了纪念他，梅门造根据连队怀念柴忠权的诗歌，写了一首独唱曲，《柴指导员和我们拉起家常话》：“沐浴着温暖的春风，身披着美丽的彩霞，柴指导员又和我们在一起，语重心长地拉起来家常话。”
作为宣传干事，梅门造要经常下到各个连队去，“走到哪个连队，就为哪个连队写歌”。比如说，看到战士们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积肥，就写首《积肥小唱》：
“脚踩粪堆污泥淌，我为革命积肥忙，别看我个矮年纪小，为革命积肥无上荣光。哎哟哟哟，哎哟哟哟，为革命积肥无上荣光。”
这些小节奏的歌在当时都是很受战士欢迎的，梅门造说，当时兵团里的很多战士都是自己的“粉丝”。在兵团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写了上百首的歌，这些歌在今天兵团战友们的聚会中，还时常会唱起来。
用音乐叫醒了女知青的耳朵
梅门造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奉命组建兵团宣传队，“全称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连队里有一些战士很有才华，有的小姑娘，居然能把《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的曲谱从头到尾唱下来，甚至全部舞蹈动作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于是，梅门造把各个连队的文艺骨干调到一起，组成了一个53人的宣传队。
这其中，有很多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寂寞”的。1972年的一天，梅门造带着宣传队的三个创作员，开着吉普车到锡林浩特的东乌旗草原牧区体验生活。
中午时分，每个人都口干舌燥。远远地看到山坡上有个蒙古包，四人便决定去讨口水喝。他们刚把车停下来，就看见一位穿着蒙古长袍，个儿高高的姑娘掀开毡门帘走了出来，呆呆地看着他们。
梅门造与创作员进了蒙古包后，姑娘也跟着走了进来。仍然没有说话，默默地煮起了奶茶，给他们端来了奶皮，肉干和炒米。如何向她表示感谢呢，梅门造心里想。对了，给姑娘拉段小提琴，唱首歌，或许能让她笑起来。
创作员姚盛昌很快从吉普车上把琴拿来，调了调弦，拉了一段《新疆之春》。看着姑娘的神情依然呆呆的，姚盛昌又拉了一曲《奶茶歌》，梅门造用男中音给《奶茶歌》中加入了和音。
突然间，梅门造发现，姑娘表情悲哀起来，眼眶里流出了眼泪。梅门造不由得停了下来。姑娘走到姚盛昌身边，接过他的小提琴，放在自己肩上，轻轻拉起来。“我还记得她当时拉的是《梁祝》，非常好听。”几个人都听得呆住了。
一曲结束，姑娘才张口说话。原来，她是一个从北京来的知青，和另外一个女孩每人一天轮流地在这里放羊。草原上的生活太寂静，长期不说话，耳朵竟然有点失聪，当看到梅门造他们又唱又跳后，她才渐渐从无声的世界中恢复过来。
梅门造决定回兵团途中再去看看那位姑娘，但是当他们返回时，那个蒙古包已经搬走了。
另一个故事在梅门造讲来就十分有趣了。还是在1972年，梅门造带着54名战士到兵团的六个师做巡回演出，当他们经过四子王旗时，天下起了大雨。四子王旗的百姓拦住了他们，不让车从四子王旗经过。草原上的道路的大多是泥土路，一下雨，路极泥泞，车一走路就压坏了。
但宣传队也没办法，5师和6师的官兵们还等着看他们的演出呢。一个小战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梅门造装扮成司令，在车里大发脾气，或许能把当地百姓给镇住。
这一招果然灵验。达到四子王旗时，天色已经晚了，要在这里住宿，但四子王旗很小，只百十户人家，一间招待所也是又脏又乱。“我们是奉北京军区首长之命，来给你们慰问演出的。”
老乡听了，连忙打扫招待所，安排住宿。宣传队当晚就给百姓们演出了，小小的四子王旗第一次这么热闹。
但演出完毕，回招待所休息时，还是给每个人了一个考验。“招待所炕上的被子黑得都反光，被子里还有很多虱子。”没办法，天气这么冷，这么脏的被子也要盖着睡，结果早上起来，发现身上全是虱子。
1973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准备成立正式的宣传队，梅门造刚开始动手组建，就接到了回北京的调令，宣传队的组建工作他就放下了。现在想起来，他仍然有些遗憾。
但是，在他们的宣传队也出了不少有成就的人，比如说现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中国舞蹈家协会党组书记冯双白，曾两次获得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音乐奖的王宪，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团长王明莉，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重大电视剧负责人张志敏，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的朗诵者卢立夫等。提起这些来梅门造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他说：“当年的兵团真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啊！”
责编：多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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