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在草原

 

 

CCTV.com消息（记者多国丽）：见到曲折，是在他的公司里。面前的曲折，穿一件灰白色格子衬衫，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声调沉稳平缓，脸上挂着的始终是安静的微笑，像一个在八十年代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种朴素的知识分子或基层干部。

 

然而，就是这个朴素的曲折，沉浮“商海”已近二十年，现在依然没有停止追求“理想”；而在文革年代，他更鼎鼎大名，是一个有着某种象征意义的人物，阅读网上所有有关他的资料，给予他最多的称号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

 

采访曲折的这个下午，恰恰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内蒙是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地方，因为从1967年到1983年，他曾作为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过16年。

 

“兴高采烈”地离开故乡

 

1967年10月9日，20岁的曲折很早就起床了，这一天，他要带领着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坚、鞠颂东、金昆等九名同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前，准备做离京赴内蒙前的告别宣誓。

 

这是一次自发的行为，但出乎曲折意料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与北京市劳动局专门组织的欢送队伍。在如同节日般热闹的气氛中，由曲折领誓，一行人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高声念出誓词：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份在现在看来充满着空泛口号的誓词是曲折10月5日凌晨写的。其实，这一天才走，曲折是觉得走晚了的。还在上初中不过14岁的他，就萌发了到农村去的想法，不过是由于学校老师的劝阻，未成行。

 

“当时想的简单，一是我们需要和工农的结合来提高自己，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农村的面貌。”曲折说。而在当时，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50年代末回乡知识青年的典型无疑又给他一种榜样的作用。

 

1967年的春天，曲折有这样一个计划，到新疆的拜城办一所红卫兵大学。但很快，他否认了这个设想，他认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不能构成无产阶级教育阵地的。

 

在北京市劳动局的协调下，曲折最终确定了插队的方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

 

按照曲折的描述，他当时是“兴高采烈”地离开北京的，没有半点不舍家里的心思。甚至，他是把户口取出来了，走前几天才告诉的父母。

 

因为，“那里的感召力太强了，恨不得马上就到那里。”当时到了内蒙后，当地的一份报纸让曲折谈谈思想转变的过程，曲折说，“哪里有什么思想斗争”。

 

曲折一行十人坐着车达到内蒙草原的10月14日，已经是内蒙的秋季，一眼望过去满目是荒凉的颜色。看着车窗外连绵的黄草，曲折兴奋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我施展的地方，太适合我了！”

 

曲折等人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来自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后来，曲折还作为知青典范，回北京作了十几场巡回演讲。

 

让曲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之后，“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在内蒙插队时意气风发的曲折

 

 

一个来不及寂寞的“新牧民”

 

1967年10月14日傍晚，曲折一行终于到达白音宝力格公社。一股新鲜的，纯朴的草原风情向他们扑面而来。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曲折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为他们烧奶茶，煮手扒肉，蒙古包里挤满了牧民，为他们开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奶茶这么好喝，羊肉这么好吃，牧民这么热情，觉得比北京的生活还要好。”草原的生活超出了他的想象，本来，他是准备到“没有吃，没有喝”生活艰苦的地方去的。

 

一周以后，男女知青被分成两拨到两个配种站工作。曲折在北京没有学过放羊、配种方面的知识，到公社以前就到呼和浩特的农学院借了好多书，认真钻研了好一阵。

 

这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头年的11月份，曲折们要为成年的羊群做好三个环节的工作，采精、精子的保存、受精。做好这个工作后，第二年的三月份，他们就可以等待小羊羔的出生了。

 

回忆起这一段与羊群为伴的日子，曲折是非常快乐的。过了严冬，三月份的草原天气变暖，鲜嫩的草也渐渐长出来了。这时小羊羔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羊妈妈吃了鲜草，奶水充足，它的小羊羔们在这时的成活率是最高的。而在冬天，草枯黄了，羊妈妈吃不饱，在这时出生的小羊羔大多都死了。

 

在放羊的过程中，曲折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帮上了他的忙。他发现羊很害怕天上翱翔的鹰，因为鹰很喜欢啄羊的眼睛，被啄了眼睛的羊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没过多久就死了。于是，他在轰羊的时候发出鹰“咕咕”的叫声，羊一害怕，就跑掉了。

 

曲折有一匹黄色的坐骑，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特木其日”，奋斗的意思。每次他在给马喂料的时候，都叫这匹马的名字。长期以往，马也就对“特木其日”的发声有了反应。

 

曲折到牧民家喝茶，也不拴马，让马自己去吃草，喝完茶后他在蒙古包前长长地叫一声“特木齐尔”，马就“得得得”地跑过来了，非常听话。牧民们都疑惑不解，但曲折明白，这就是巴甫洛夫学说中讲的信号反应。

 

到了草原后的不久，曲折就决定办一份叫做《草原新牧民》的刊物。按照曲折的解释，“新牧民”与“老牧民”相别之处在于，在于知识这一块。但是只办了几期，他觉得这份汉文刊物对只会蒙文的牧民来说影响不大，就停刊了。

 

但是，还是要用某种形式把知青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是他牵头，找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做了一份“知青日记”。10个知青每人写一天，10天一个循环在知青里传递。

 

这本日记里记录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学习的体会，对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某个知青的批评。曲折说，被批评的知青为了表明自己改正的决心，甚至在日记中写血书。

 

当时，知青已经分散地住到了牧民家，知青之间最远的距离有四五十华里。但在曲折眼里，这不算什么困难，在空旷的草原上策马扬鞭，也许一盏茶的功夫，日记也就传递到了。

 

草原辽阔，人烟稀少，寂寞是知青们普遍都要遭遇的问题。但曲折却说，他们这10个知青都很忙，是来不及寂寞的。

 

当时，生产队里经常开会，学习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帮知青骑在马上去开会，走一路，唱一路，大家都很快乐。

 

即使是身上长虱子这样的事，听曲折讲来，也是饶有趣味的。在草原上，洗澡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往往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洗不了一次澡，于是身上就会长出许多虱子，浑身痒得难受。

 

后来他们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晚上睡觉脱了衣服后，让额吉把衣服拿到蒙古包外面冻，零下30几度的气温下，虱子就会冻成小冰碴，早晨拿柳条往衣服上抽，虱子就“扑簌簌”地掉下来了。这样可以舒服几天，周而复始。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曲折和其他知青们身体都很好，很少有人生病。

 

而且，幸运的是，曲折与这个公社的知青们几乎没有经历过饥饿。曲折当时每个月有12块钱的收入，包括肉食、奶食与粮食，吃饭花六块多钱，穿衣平均每个月两块钱。1968年底，曲折还向公社捐献了三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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