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记者多国丽）： 其实，黄学军是一名普通的法官，她原本默默无闻，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家，办公室、法庭三点一线，审理的是诸如离婚、工伤事故、医疗纠纷、业主维权这样的“芝麻绿豆”的小案件，面对的当事人也多是平民百姓。

 

但是，从2003年开始，她却突然“红”了，各种各样的荣誉接踵而至，小至广东省内的“个人二等功”、“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大至像“中国法官十杰”、“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法官”等全国性的表彰。这些赞美，顿时让她的名字变得熠熠生辉。

 

对于这样高度的荣誉，黄学军说，这在从前是没有想过的；认识她十几年的同事亦如此说。

 

19年只换过两个岗位的黄学军

 

从简历上看，黄学军的职业生涯是平常的。

 

1988年，18岁的黄学军高中毕业，通过考试进入到佛山中院，“在组织的安排下”到打字室做起了打字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并不难，主要是帮助法官打印法律文书和各种资料。

 

工作虽不难，却很繁琐。当时全院只有两台电脑，两名打字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法院所有法官都要把手写的文书交到打字室里打印。于是，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凌晨一两点才能从办公室出来的情况也是有的。

 

打字室里人员不断流动，但黄学军一呆就是六年。这让很多人很难理解，打字并不是一份让人可以看到前景的工作，她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她很坦然，也很淡然，她说，自己的起点低，当时的想法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没有其它“想法”；而且，在打字室每天都要接触到不同的法律文书，耳濡目染地，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她说，她很感恩这一段经历。

 

1994年，黄学军迎来了一次机会，她考上了民庭的书记员，职责虽然还是帮助法官做一些事务性的辅助工作，但毕竟真正进入到了法庭之中。两年的书记员工作之后，接着是５年的助理审判员。

 

在这其间，她完成了法律专科、法律本科、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班的学业，也算弥补了从前没有上大学的遗憾。

 

从2001年开始，她的事业加速了，仅做了10个月的审判员之后，她当上了审判长，直到今天的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相比于很多人，黄学军的工作经历算是很单纯的了，这么多年只换过两个工作岗位：６年的打字室和13年的民事审判庭。

 

至于长期不变的原因，黄学军说，“这是组织安排的”。当记者再追问时，黄学军笑了，接着奇怪地反问记者，“工作怎么说调动就调动呢，如果每个人都选择离开民一庭，我就惨了。”

 

“没有人愿意离开民一庭这个团结向上的集体。”黄学军的同事周芹在一旁插了一句。

 

黄学军马上接口，说，“谢谢！”大家都笑了。

 

 

每天面对“芝麻绿豆”小事的黄学军

 

民一庭每天要审理的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合伙纠纷、土地承包等。法官们面对的当事人是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而且，相比于一些动辄上千万上亿的大案要案，他们要处理的案件往往只涉及几万元的赔偿，最少的甚至可能是几百几千元。

 

虽然大多数的案件非常小，但案件的数量却一点都不少。就拿黄学军来说，她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都在200件以上，十年下来，她办结的案件数量达到2000件。

 

正因为这样，民一庭法官所需要具备的素质有与其他类型的法官的不同之处，陈恩泽将之归纳为“耐心，细致，时刻能静下心来面对芝麻绿豆般的小事。” 陈恩泽说。他是佛山中院原民一庭庭长，现在的执行局副局长，也是黄学军十多年的老同事。

 

黄学军的性格特点正是这样，她被人称做“善于息诉止争的好法官”。这样的例子可真是数不胜数。

 

2005年她办过这样一个案件，当事人李敏在从饭店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导致下肢瘫痪。车祸发生后，饭店老板承担了一些医疗费后就再也没有支付。生活拮据的李敏将之告上了法庭。

 

从法律上来说，她已经超过了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所以一审法院驳回了她的起诉。既然一审法院审理的“合法”，那么黄学军维持原判是最简单也是最快捷的处理方式。但黄学军还是尝试着进行了调解。

 

第一次是在电话中，黄学军从道义的角度劝起了饭店老板。没等黄学军把话说完，老板就断然拒绝了。

 

没想到第二天，李敏竟然在家人的帮助下到饭店大哭大闹，一听到消息黄学军马上就与书记员赶到了。看着被李敏赶走的客人，老板火了，冲口就朝黄学军喊，“现在一个子都别想要！”这一次赶在气头上的调解又失败了。

 

第三天晚上八点半，黄学军下班后又约上庭长来到了饭店。四个小时后，老板终起于被说动了，叹了口气说，“你们跟李敏既不沾亲又不带故的，法槌一敲多省事。可你们没日没夜地跑，算了算了，你们也不容易，我赔三万。”

 

当这三万块钱送到李敏手上时，原本已经放弃希望的这一家子人先是惊愕，接着看着黄学军感动地哭了。

 

黄学军很注重用调解的方法来审理案件，她经常对同事说，“调解诉讼成本低，结案周期短，人情味浓，可以彻底解决矛盾。”这是一种“案结事了”的方法。

 

她还说，法官审理案件的最终目的不仅要实现法律层面的“定纷”，更要实现事实层面的“止争”，也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官司虽了了，但纷争不止，可能为将来新的纷争埋下祸端。

 

黄学军审理过这样一起被媒体评为“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案例。1998年2月，产妇周某在医院产下一男婴儿，但不到12个小时后，婴儿却失踪了。伤心欲绝的周某把医院告上了法庭。但一审法院认为婴儿是在周某的监护下丢失，判决责任应由原告承担。

 

这是一个棘手的案子，似乎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周某和医院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同时那位刚刚做了妈妈却通失孩子的产妇，她的精神损失应该如何弥补。

 

黄学军在接到这个案子后，做了大量的庭前准备工作和反复思考，终于找到了判决的法律依据：孩子丢失了，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是第一责任人，但病人和孩子在住院期间，医患关系已形成，医患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医院有保证患者安全的职责。

 

最后法院的判决是，周某对婴儿的丢失承担主要责任，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医院的违约行为，给上诉人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损害，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

 

判决结果出来后，双方都平静了。在这次采访中，记者见到了“被告”医院的周院长，虽然承担了赔偿的责任，但她却没有怨色。她说，医院确实是有一定责任，最重要的是，一场矛盾化解了。

 

当然，黄学军在审理案件时，也有失败的经历。这是一起普通的离婚案，男方和女方都同意离婚，但为两岁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一审法院将孩子判给了女方，但男方将孩子带回湖南老家藏了起来。

 

黄学军第一次调解，两人相互见面不是互相辱骂，就是哭闹。黄学军劝女方，：“哭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要孩子，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这样的三次反复劝说后，两人的情绪开始缓和，并表达了愿意轮流抚养孩子的愿望。

 

但没过两天，男方却反悔了，并拒绝女方见到孩子。黄学军又调解了两次后，男方对她表示了感谢，但也提出，不用再调解了。第二天，黄学军做出了判决，维持一审，孩子仍归母亲抚养。

 

短短两周的五次调解，宣告失败。次日，黄学军对该案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女方拿到判决书时哭了，告诉书记员说，“请谢谢黄法官，她为我孩子的事情操了不少心！”  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的男方万万没有想到，当晚8点钟左右，黄学军又打来电话，批评他的爱太自私了，请他好好为孩子的未来多想一想，尽可能地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佛山中院副院长赖紫宁说，一个很小的民事案件如果处理不当，案结了事没了，还会引发、激化新的矛盾。此案经过５次调解，虽然还是判决解决，但通过调解，双方气都顺了，没有激化的可能了，这就达到了目的。”

 

坚持保护“有理人”的黄学军

 

“城镇居民与农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同”已经在全国有了好几年的争议，“同命不同价钱”，这种不公平一时间被人诟病。

 

2005年，黄学军遇到过这样一起棘手的案子。在佛山打工的农民小陈和小王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双双身亡，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各判决死亡赔偿金8万元，仅为佛山居民的三分之一。死者的亲人自然不服气，二审起诉书到了黄学军手上。

 

她在寻找法律依据时，发现了广东省高院有这样一个指导意见：“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

 

死者小陈和小王虽是农村户口，但已经在城市工作一年，且有暂住证、工厂证明等正户，  这个研究意见似乎可以作为判决依据，但全省法院都还没有这样判过，改判，就得冒风险；维持原判，这又是黄学军最不愿意看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只是一句空话。

 

正当人人都认为这个案件会拖延很久的时候，没想到，在开庭后第三天，黄学军就做出了终审判决，死者的死亡赔偿金按佛山市居民标准计算，每人由8万元改判为24万元。

 

当这一消息传到乡邻间时，村民们都惊叹不已。这个村有80%的年轻人在珠三角打工，村民们自发地制作了一面书写着“人民好法官”五个大字的锦旗，委托律师送给了黄学军。

 

黄学军审理的案件面对的当事人大多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审理的多了，就有媒体称呼她为“弱势群体的保护人”。听到这一称呼，黄学军连连否认，她郑重其事地向记者声明，“我不想成为某一个群体的代言人或是保护神。”

 

这个“声明”让记者有些愕然，法官不正是要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的吗？黄学军的解释是，法律保护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做的判决应该是公平公正的，而不是看对方是否是弱势群体。她说，这就是她办案的理念。

 

“就像是刘小妹的案件，表面上看是我帮助她打赢了官司，但实际上是有法可依的，法律规定工伤无过错原则，只要她不是故意自残或是自杀，都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去赔偿。”黄学军说。

 

“但是面对弱者，同情心也是应该有的吧？”记者接着问下去。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同情心当然是有的。”黄学军说，但她话锋一转，接着说，“但同情并不能代表法律，我不能说同情某一个人而对他法外施恩，这样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无论双方社会地位如何，保护有理的人。”黄学军认准了这一原则。

 

“健忘”的黄学军

 

说实话，从采访的角度看，黄学军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描写对象，因为她给人的感觉太“硬梆梆”，而且也太健忘了。

 

问：“您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什么呢？”

 

答：“时间太久没有印象了。”

 

问：“您的父亲也是一名法官，他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答：“有一定影响吧，但具体地说不出来。”

 

采访常常是这样进行的，精心准备了一些问题，以为她能滔滔不绝，但实际上预计着一个小时的采访可能十多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双方的谈话出现短暂的空白，实在是有些尴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还没有仔细想过”、“我回去查查案卷”、“让我再想想”，这些说辞是她经常对记者的回答。

 

当记者追问下去时，她会露出一脸的无奈，笑着对坐在一旁的同事喊，“智囊团，快来帮帮我！”

 

对于自己在接受采访中的“表现”，黄学军是把它当做一种笑话来说的。“一个电视台记者采访我，拍到最后，我实在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感觉要晕倒了，那个记者也快晕了，在我对面自言自语地乱说话。”

 

黄学军说完，“哈哈”一笑。

 

为什么回答得这么“硬梆梆”，她的回答是，法官的思维就是如此，理性的，严谨的。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或是记不清了的事情绝不加以评论。　

 

为什么这么“健忘”，她的回答是，当时办案的时候又没有想过当典型，做采访，每办完一个案子，脑子里马上就把它“删除”，好把脑子清空了去办下一个案子。

 

黄学军的“健忘”不仅表现在对媒体上，有时也表现在对与同事的相处之间。黄学军的同事曾给记者讲过这样一个小事，这是还在几年前，这个同事刚来佛山，非常不习惯佛山湿热的气候，脸上起了痘痘。

 

黄学军看到了，第二天给同事送来她亲自煮的绿豆汤。当记者对黄学军提起此事时，她想了想，说，“完全不记得了。”她的另一位同事周芹说，给同事煮绿豆汤或是做凉茶，这样的小事对于黄学军来说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尽管出名已经出了三年了，但她似乎还是没有对媒体应付自如，她的回答长的不过几十个字，短的就回答个“是”或“不是”。对此，她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也感到很抱歉。

 

她的老同事陈恩泽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个单纯的人，该说的说完就完了。”

 

可以说，陈恩泽是看着她一点一点地成为佛山、广东、乃至全国“典型”的。陈恩泽说，其实，像黄学军这样优秀的法官在全国都有许多，就说在佛山中院，有着勤奋、奉献精神的法官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她就能成为“典型”呢？陈恩泽将之归纳为“偶然”与“必然”的原因。

 

这必然的因素是，她具备一名优秀法官的素质，正直、善良、勤奋，而且，“她兢兢业业，做好一件事情不难，但十几年如一日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这偶然的因素是，“司法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了，那么，我们就要回应社会的需要，把法官的形象展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能空谈法官如何如何好，那么就要用某一个具体形象来展现。”中国农村法官的代表金桂兰、城市知识产权专家型的法官代表宋鱼水莫不是如此，而现在的黄学军则是珠三角较发达地区的法官代表。

 

“从大里说，他们是顺应时代需要的。”陈恩泽说。

 

不过，典型归典型，黄学军在接受采访时仍时时强调自己是个人。

 

她谢绝了记者想要采访她的家人的愿望，她说，由于自己工作的忙碌，已经对家人产生了深深的歉意，她不想因为工作而打扰到亲人。

 

她还是她，喜欢逛街，喜欢买衣服，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只可爱的维尼熊，并在手机的背后贴上小蜜蜂和小花朵的图案。但当记者想要用相机拍下她的手机时，她把手机拿起来，对记者要摇摇头，笑着说，“这是私人物品，不能拍。”

 

不过，今天的黄学军没有穿黑色的法官袍，而是穿着一套显得娴雅的时装。当记者提出要给她拍个照时，她欣然同意了，并在沙发上端正地坐好，对着镜头微微一笑。印象中的法官都是身着黑色的法官袍，坐在法庭当中，显得威严而且庄重。但法庭下的黄学军却像是换了一个人。

　　

这不是记者一个人的看法。在黄学军审理的离婚案中胜诉的陈亚娇也有这样的看法，那天，放下心头大石的她到法院拿判决书，遇到了没有穿法官袍而穿着时装的黄学军。

 

陈亚娇对记者说，“我仲笑?，你唔着法官衣，仲靓添！”

 

她的意思是，黄学军没有穿法官袍，更漂亮呢。不过，对于这个夸奖，黄学军可能早已经“健忘”了。

 

 

 

 

 

 

责编：多国丽

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