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网站

    本网记者 韩乐悟

    浙江人谈他们的林改，一定要从20多年前开始。

    “从80年代的林业‘三定’，到今年初开始的新一轮的山林延包，20多年的林权改革，责任制是长

    期坚持的主脉，其他配套改革年年跟进。”浙江省林业厅厅长陈铁雄如是说。

    林改三步曲

    在集体林占95%的浙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要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全国实行林业“三定”时，全省共有72%的集体山林承包到户经营，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林业经营体制；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面推行林业股份合作制；三是针对第一轮山林承包陆续到期、有些矛盾又开始显现的情况，今年开始了新一轮的山林延包。

    山林到户，调动了林农的林业生产积极性。仅1983年、1984年两年，浙江全省就涌现出2000多个造林大户，造林面积从几十亩到几千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后来被下阶段的改革着力解决。在第二阶段中，浙江实行山林折股、收益按股分配，坚持“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实行“三权”分离，以促进林业的规模集约经营。

    先是“分”，后又“统”，为何？回答是“并非谁主张要‘统’，是市场经济自然要求。”

    今年初开始的新一轮延包明确提出，对已划定的自留山保持长期不变，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自留山上的林木一律归农户所有，对已承包到户的责任山继续由原承包户承包，承包期再延长50年。对未满法定承包期的责任山，原则上一并延长承包期至2055年12月31日。

    陈铁雄说，做过来了回头看，浙江林改实际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伸。

    从白沙村说起

    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过量采伐山林的现象。浙江也不例外。以临安市太湖源镇白沙村为例，这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山村，海拔近千米，耕地资源少，当时农民经济收入主要靠上山砍树。山林到户后，农民既高兴又担心政策哪天还会变，便大量采伐山林。结果树倒了山秃了农民却没有富起来。1987年人均收入还只有814元。更痛心的是，大量砍伐山林使森林质量下降，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生态恶果也相继出现。

    “关键是让农民相信林改政策不会变。”村乡两级多次召开会议，一遍遍宣布山林到户政策长期不变，并号召、帮助农民发展非木林产品。白沙人终于明白，“靠山吃山”不能是这种遭子孙骂的“吃”法儿，建起了3900亩笋干竹、山核桃、茶叶基地，实施封山育林，使白沙的山林又变得郁郁葱葱起来，农民收入连年上升，2005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其中70%来自特色林产品。

    当年在村里第一个带头搞笋干竹低产林改造的74岁的夏宏根老人说，他这一辈子，日子过得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上世纪80年代家里7口人，茶叶、笋干外加砍木头烧炭，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现在家里3口人，年毛收入五六万元。”“生活改善是从分山到户。到户后好就好在自己可以打算了。”

    通过保护森林形成的良好生态环境给白沙人带来了新机遇。199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本诺沙先生的提议和帮助下，白沙村打出“生态沟”旅游牌，成为全国最早搞“农家乐”旅游的地方。7月25日近午，站在翠绿的龙须山脚下，该村五组村民吕建中告诉记者，他现在一年收入七八万元，其中主要来源于旅游。“这是原来不敢想的。”早年因上山背树受过伤、生活非常贫困的他说。

    放飞林业生产力

    浙江人认为，林改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的分山分林，林业生产发展、林农生活水平提高才是目的。产权明晰解放了生产力，但林业要快速发展，还离不开机制体制的创新。

    浙江围绕林改的机制创新包括：在林业经营上，实现分类经营的重大变革，建立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在优化森林资源配置上，建立流转交易制度；在林政制度上，推行林木采伐公示制；在管理机制上，成立了全国首家股份制林业担保公司等。据悉，浙江改毛竹采伐限额为采伐计划管理，解决了林农争夺采伐指标并因限额而顾虑重重的问题，林农培育竹林积极性增高，促进了竹产业的发展。以竹乡安吉为例，该制度实施后，毛竹采伐量从2000万株增加到2500万株，林农人均收入从7050元提高到8500元。

    浙江人说，林兴才能民富，民富才能兴林，两者相辅相成。2004年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显示，浙江全省森林面积8766万亩。2005年全省林业行业总产值达到1060亿元，位列全国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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