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CCTV-新闻《新香港故事》

    CCTV.com消息（新香港故事6月24日播出）：点击观看视频〉〉〉

    “北上”是回归以来，港人生活中最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北望神州，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在内地寻求发展机遇，从庞大的商业财团到香港专业人才队伍、个体的创意产业人，都将认为内地存在无限生机。长期以来两地的文化差异，也使港人在北上的过程中，产生不少困惑，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地的认知与融合，成为香港各界人士共同关注的话题。

    本集通过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和香港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北上投资创业的故事，讲述港人严重的内地投资环境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巨大改变，而香港的企业北上不仅给内地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观念和企业家的榜样。著名的文化人陈冠中先生则坦诚地在片中讲述，早期来内地时做什么都能领先，而如今内地进步之快已经让他也觉得有些茫然。

　　详细内容――

2003年1月27日零时，连接香港和深圳的皇岗口岸实行了旅客二十四小时通关，从那一刻起，香港和祖国内地终于实现了时空的“零距离”。

　　很难想象，仅仅三十年前，如果一个港人想从香港到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可以直接利用的交通工具，他甚至必须在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深圳住上一晚上，才能搭上第二天去广州的火车，再辗转前往内地其他城市。

　　香港专业联盟的主席，梁振英先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1978年第一次去内地时的情景。

　　梁振英：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时候，香港同胞到内地去，还没有回乡证。每次去内地都要填一张表格，边防人员给你填。边防人员问我姓名、年龄、职业。我是搞土地利用、土地经济、房地产这方面，我说我是测量师。他想了几秒钟，他写完之后把副本给我，我一看职业那一栏，他填的是什么，填的是工人两个字。有朋友跟我说，在当时政治环境，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写你是工人，是把你升级了。

　　1980年深圳正在筹划建设经济特区，特邀请了部分香港的专家、工程师参与设计深圳的第一个城市规划图。梁振英先生也应邀前往。他曾在策划会上询问当地的领导：“未来深圳市的计划人口是多少？”对方回答：“三十万。”

　　梁振英：他说三十万，我们说深圳现在大概一万多、两万居民不到，一个小渔村，一个小农村，哪来三十万人到深圳居住，今天深圳人口是七百万甚至更多。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代人，确实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很珍贵、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投身这段历史里边，亲眼看见，也参加过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工作，看见整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的腾飞。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港人北上的故事，他们中既有大企业家、地产商，也有专业人士和艺术家。在过去的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期间里，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两地的距离在拉近，他们也曾走过坎坷、经历曲折，但他们用坚韧和智慧给人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陈启宗：赚钱是好事，很挑战的一件事，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你会输，你会破产，但你也会赚钱，我每天都在这个圈子里混。非常有意思的，别人以为在上班，不知道我是在玩，小孩子在玩，打游戏机。

　　陈启宗是香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现任恒隆集团主席的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香港媒体最喜欢他的直率。在商场上，陈启宗喜欢以出奇制胜。九十年代中期是香港地产业黄金年代，他却反其道而行，六年时间没买过一块地。

　　陈启宗：1994年3月以后，我们差不多就没有买过地，升得太高，它会掉下来。

　　1997年底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香港，香港地产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地产商昨天还腰缠万贯，转天就背上了负资产。陈启宗似乎有先见之明，1997年10月前已将手中绝大部分的物业出售。就在外界对香港经济忧心忡忡的时候，陈启宗却不以为然。

　　陈启宗：外国人以为香港1997年以后，经济没有以往那么好，是回归的问题，那是不理解情况的人在乱说话。回归对香港经济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个决定，金融危机是不是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举地去买地。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香港地价大跌，陈启宗却用六年来积累的资金大量买地，危机一过，他手中的地产价格立刻大涨。

　　陈启宗：那几年，根本没有人跟我们竞争。

　　画面：恒隆地产新闻图片 陈启宗图片 恒隆地产建筑图片

　　2006年，陈启宗又一语惊人，他要把今后大的投资全部放到内地。在公众眼中，陈启宗是一个十足的迷。那么，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分析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呢？又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出了他这样的眼光的呢？

　　陈启宗1951年出生在香港，他的父亲陈曾熙是香港恒隆集团的创办人；出身富家的陈启宗却从来没有过优越感。

　　陈启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两种人，有钱的、读书比较好的都往英文中学去。先父比较有远见，他说我儿子将来英文没问题，把他送到中文中学去。我们那时候在中学里是三等公民。当然现在看回去，很多人说你父亲真是有远见。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这样做的。

　　陈曾熙送陈启宗上中文中学，是想让儿子从小就了解社会、了解民间，塑造出坚韧的性格。陈启宗中学一毕业即被父亲送去美国念书。旅美期间，陈启宗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业上，而是抽空看橄榄球比赛，参加美国家庭的聚会，甚至还做了教会的义工。陈启宗说那些年他的汉堡包比米饭吃得多得多。

　　陈启宗：可能正因为如此，要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中国意识的话，反而可以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个桥梁。

　　陈启宗在美国的行为让远在香港的父亲非常担心，他害怕兴趣广泛的儿子日后回到香港不务正业。

　　陈启宗：他是个性很强的人，我的个性也很强。我知道回来跟他做生意，一定会有冲突，宁可保持父子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回来，直到他病了，他死了，我才回来。

　　新闻同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到中国访问。她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英国在位首相。不过，香港人最关心的就是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式就香港问题进行磋商。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开始了正式磋商，每个港人都在关注未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领导的恒隆集团，连夺正在建设的港岛地铁线中，九个站的物业发展权，但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地产价格突然大跌，前港英政府要求恒隆集团补偿十八亿港元，以换取商业价值最高的地铁金钟站二段的发展权，恒隆被迫放弃了。此事令恒隆集团备受挫折，其股价一度跌至低点。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日夜操劳，身体每况愈下。不久，陈启宗从美国回到了香港。

　　陈启宗：1986年我父亲不幸去世，那我总要做个决定，撤退还是留下来。

　　1991年1月，陈启宗正式接管父业。恒隆进入了家族第二代管理时期。回归前，香港大多数财团都没有离开香港，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船大难调头”，想走也不那么容易走。

　　陈启宗：要走还是可以走的，八十年代就可以走，但是我们选择没走。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商机是中国内地。我们香港人同文同宗，语言一样，文化一样，地域是最接近的。有什么理由我们香港不能够得益处呢？

　　经过二十多年地高速发展，香港地产价格一路攀升，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陈启宗将目光放到了正在逐渐壮大的内地市场。他花了六年时间，仔细研究内地的改革开放，为北上做好准备。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密集加工业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便开始北移，和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前店后场的工业格局。而部分有实力的香港财团也开始驻足内地的服务业，开酒店、搞贸易。郑家纯所领导的新世界集团可谓是头几个吃螃蟹的，他本人也是北上的标志性人物。

　　新世界集团1970年由郑家纯的父亲郑裕彤创办。郑裕彤早年曾是香港周大福珠宝金行一个普通的伙计，他用辛苦攒下的一点积蓄投资地产，用二十年时间缔造了一个地产王国。新世界后来的核心业务已拓展至酒店投资、基础设施、服务、建筑工程、电讯及交通运输等领域。成为香港前三位的大财团。郑家纯从小生活优越，涉世不深，因此当他八十年代中期从父亲手中接过家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担心。1989年，郑家纯做出重大决定，大举投资内地；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决策，因为那几年正是香港地产的黄金时期，地价涨得很快。

　　郑家纯：1989年到1998年，在香港投资在房地产可以翻七八倍，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内地，我们投进去的钱，这九年的时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在内地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郑家纯和内地签署的很多合作协议，都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郑家纯：很多合同都没有很大的法律保障。回想起来，很多投资都是被人家骗了。

　　郑家纯一出手便失手，来自股东们的批评之声此起彼伏。而很多后起之秀也直接威胁着新世界在香港地产界的领先地位，那段时间郑家纯压力很大。

　　郑家纯：项目不成功，当然感觉，觉得自己很笨，觉得无奈，很失望。

　　在郑家纯压力最大的时候，父亲郑裕彤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他们仔细分析了投资失败的原因。

　　郑家纯：我觉得这一点关乎每一个人本身的人生观。我办事是为公司办事，是为国家办事，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情，问心无愧。当然希望可以办好这个事情，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办得好，当然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尽力去办。

　　有人说，郑家纯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不改初衷，继续在内地投资。1990年，新世界集团与广州市政府签订三个合作项目，投资三十亿港元，发展广州北环高速公路，珠江电厂及地产发展项目。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前途已定，港人掀起了内地投资热。经过六年的研究，陈启宗对内地的市场环境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陈启宗：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以独立于周边的经济体，何况香港是一个小经济体，中国内地是一个大经济体。你不可能去改变它，因为它大你小，你只能按照它的需要去改变。

　　1992年，陈启宗决定大举投资内地市场，令人奇怪的是，他把登陆点放在了上海，而不是当时对于港商炙手可热的广州。

　　陈启宗：后来我发现，第一，广州太多香港的港商在那里，太热。一块地可以卖给三个人，同时卖给三个人，然后慢慢再看谁出高点价格，总之很乱；北京那时太冷，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上海是刚好，别人以为我是说天气刚好，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社会的风气，是政府的态度。

　　在上海登陆之初，陈启宗的手笔就很大，他连续买下上海徐家汇和虹口区等四块五公顷的土地。1993年底，恒隆集团购入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三公顷土地，建设成了今天的恒隆广场。到2004年，上海地产项目，已成为恒隆集团最绚烂的利润增长点。2006年，上海项目带来的收入占至恒隆集团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陈启宗：为什么呢？因为好的地皮，那时候没买，就不容易再买。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是1992年，根本没有甲等写字楼，一栋也没有。我们去盖四栋甲等写字楼，最小的一栋是六万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栋是九万平方米，胆子很大。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第一，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第二，上海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事后回头看，我们是比较幸运。

　　1992年受北京市崇文区的邀请，郑家纯和父亲郑裕彤来到北京考察。

　　郑家纯：我跟我父亲到崇文区，区长介绍环境给我看。我看到那个环境非常地差劲，没有水，没有电，还没有暖气，房子都很破烂，下雨的时候，雨都渗进来。

　　郑家纯考察的地方就是北京的旧胡同，这也是他第一次零距离地接触内地居民的生活

　　郑家纯：我去内地去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具体地了解，所以这样深入地去看，这是第一次。

　　考察结束后，郑家纯即决定斥资一百八十亿人民币参与崇文区的旧城改造项目。他认为投资旧城改造无论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效益角度，都会给新世界集团带来巨大收益．

　　郑家纯：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可以赚钱，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花了几十亿做这个项目。

　　新世界集团在崇外大街沿线一点三平方公里范围内相继开发了九大项目，但因为拆迁成本太高，新世界集团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只有投资，没有回报。

　　郑家纯：但是我们坚持，我觉得改造好一定会赚钱。到现在，我们开始赚钱，钱慢慢赚回来。

　　2005年，新世界集团可谓“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内地“马拉松式”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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