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衡水（河北）８月２９日电 （记者曲志红）贞姐今年整整60岁了，走路、办事风风火火，是个很有点“气势”的黑脸老太太。但她说起话来却有个孩子似的口头禅：“我娘说”，差不多三五句话里就有一句。
她说：“我有两个娘，一个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个是政治上的母亲――共产党。我一辈子按着两个娘的话走，半步岔道也没有。”
我娘说，人人都帮人，世上没穷人；人人管闲事，世上没难事
贞姐家所在的南臣赞村是个不太富裕的北方乡村，村民们的房子好点的是平顶砖瓦房，差点的还有土坯房。贞姐家，属于不好不差，是20多年前盖的土坯墙后来外挂了砖，当地村民称其为“里生外熟”。
全家里里外外，没什么新家什，就是正房里的一台空调算是唯一的奢侈品。丈夫朱金英说是去年才装的，用得不多。他们家办的小工厂就在家旁边不远，那里给工人们准备的宿舍早几年前就装上了空调。
自己克勤克俭，对人宽厚大方，这是贞姐的家风。女儿朱宝琴说，妈妈很少为自己花钱，衣服、袜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老说旧的穿着舒服。有一次她趁母亲不在收拾家，把一些实在破旧的衣物藏在床底下，准备当垃圾处理。没想到，母亲还是找了出来，一一洗净晾干后继续穿。贞姐说，我娘就是这样。
持家如此节俭的贞姐，扶困助贫却十分慷慨。
我们到南臣赞村的第一天，一位叫刘桂君的村民闻讯而来讲了一段亲身经历：“贞姐不叫我说，可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
“2000年我孩子考上大学，村里人都来道贺，孩子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可孩子哪知道我的心事啊！他的通知书里夹着交费的单子，学费、住宿费、书费加起来要6000元。咱家里躺着个病弱的老妈，丈夫得了脑血栓，大儿子又刚生了孩子，处处要用钱。那么多钱我们哪有啊？就是借也借不来。
“那天晚上，下着雨，我正愁得要命，忽听门外来人了，一看原来是贞姐。一进门她就亲亲热热地说，听说咱家孩子考上了大学了，我高兴着呢。我这给孩子凑了2000元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我当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下子就抱住了贞姐。贞姐一再叮嘱我，这事千万别跟孩子讲，说完冒着雨就走了。村里人都说贞姐好人性（人品好），却没想到她这么好。”
刘桂君说，那天的事她总是忘不了。“那是我最难的一关，贞姐帮助我们过去了。”
这样的故事，到底有多少人们说不清。为了不给受资助的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她每次都背着孩子把钱交到他们父母手里，还一再叮嘱不要对孩子说。
她的事迹传开后，很多记者来采访，但贞姐从不透露这些孩子和家庭的信息。她说，农家孩子考上学不容易，我帮把手，是为了孩子的前途，不图“报恩”，更不能让孩子们为这个背上思想包袱。
现在知道的，贞姐雪中送炭资助了14个孩子上学，有的两三千元，有的五六千元。这些孩子中有9名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有的还结婚成了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命运转变中有过贞姐这么个“恩人”。
我娘说，千千治家，万万治邻，大家都好才是好
贞姐不仅是好人，还是个能人，里里外外一把手。她赡养的老人们，想吃什么她都会做。早年丈夫、孩子身上的衣服，也是她自己做。后来他们办起家庭企业，贞姐跑起业务也毫不逊色。丈夫朱金英说，好多别人办不下来的事她去就行。至于个中原因，朱金英说，贞姐说话有道道，做事也认真，让人信服。
连乡里一些干部也说，凭贞姐的才干，要一心发财可能早致富了。但贞姐的家却没有发，办的企业十多年了也没能有什么大进展。
贞姐最初办厂，主要是因为她赡养的老人们要花钱。老人病多，看病治病要不少钱，光靠种地根本不行。所以，1987年她以300元起家办起了自家的小型玻璃钢厂。
但贞姐办厂子挣来的第一笔钱，却一股脑捐给了村里的小学。那年，村小学两座教室的屋顶被雨水冲坏，见了天，要维修却没钱。当时的校长李保义为此焦急不安。贞姐知道了，把刚到手的2000元钱送了过去，让他赶紧维修校舍。李保义知道，贞姐的厂子刚开张，还欠着银行的贷款。他特别感激，专门送了块“捐资助教”的匾挂在贞姐的办公室里。可过了两天他再去时，匾已经被贞姐摘下来了。贞姐只对他说，我捐资不图名。
对村里的事，贞姐总是这样热心襄助。雨季到了，村街头的排水沟还坏着，她花3000多元把它修好；村里的一条街坑洼不平，她与另一位村民一人一半凑了3万元，把土路修成了水泥路；去年村里的机井坏了，村里人吃水成了问题，贞姐花了1万多元打了一眼机井，免费让村里人到自家的机井打水……
这样有益大家的事，贞姐不知办了多少。她说，我娘爱说千千治家，万万治邻，意思是自己的小家要是花一千斤的力，那乡亲邻里的大家就要花一万斤的力，大家都好才是好。
母亲精辟的俗语成了贞姐的人生格言。她养老人，帮邻里，扶贫助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村民吴如水，1岁多时摔断腿，落下终身残疾。生活窘迫，已经40岁了还娶不上媳妇。贞姐主动找到他家，让他到厂里来上班，安排他吃住都在厂里，还能挣上工资。
44岁的裴凤仙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下肢残疾，出嫁之后虽然生了儿子，但心情并不舒畅。一来因为自己没有劳动能力，总觉得拖累了家庭；二来老在家里不出门，实在也闷得慌。2004年的一天晚上，贞姐来了她家，问她：“我办了个小厂子，你能不能出来上班？”裴凤仙高兴得第二天就去了。在贞姐的工厂里见到她时，她正坐在椅子上干橡胶车间的手工活：“我一个月挣三四百元钱，不仅增加了家里收入，我觉得自己能有些用处，心里特别敞亮。”
贞姐的小厂子活多时20来人，活少时不过十来个人，现在，工人中有8位残疾人，有拄双拐的，也有聋哑的。贞姐不仅仅给他们提供了一条生路，还处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仉长胜患病两次做手术，都是贞姐送他到医院，派人照料着，每天晚上自己还去看望他。有人给吴如水介绍了对象，贞姐亲自带着吴如水和他的对象到县城买衣服、买首饰，帮他们办结婚证。
贞姐一家和这些工人们吃一锅饭，每天开饭，热热闹闹的像一大家子。工人们都知道贞姐家的规矩，每顿饭，第一碗总是端给贞姐赡养的孤寡智障老人“常爷爷”，他是这家的长辈。
我娘说，做人就要走正道，她到死还伸着手指头不放下
贞姐是个刚强的人，她自己说：“我是个硬汉子，不怕吃苦。”但她知道，她有如此底气，是因为自己有个最坚强的“大后方”。
今年“七一”，贞姐作为河北省仅有的两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到北京参加了大会，还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贞姐说，这是她一生最大的荣耀。从北京一回到家，她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闪闪发光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金质奖章。女儿朱宝琴说，我妈对我爸爸说，这里边有你的多一半。
贞姐和丈夫朱金英，是经人介绍成婚的。两家人生活在同一个村子，知根知底，彼此都是看中了对方的“好人性”。
“好像是1972年”，朱金英对他们结婚的记忆似乎有点模糊：“我用自行车把她从村西头她家拉到村东头我们家。”
婚前并没有花前月下的夫妻俩，婚后却有着惊人地相知相识。贞姐和她丈夫都说，这么多年两人从没红过脸，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也从没有什么分歧。
赡养老人，捐资助学，扶困助贫，贞姐干的每件事情，丈夫都毫无保留地支持；吃苦受累，服侍病人，忍寒受冻，哪样罪丈夫都没少受过。
他从没有怨言，只有埋下头一起干。很多人问他为什么，朱金英说，这些都是我认为对的、应该做的事，我当然要支持。
丈夫是贞姐最好的战友和帮手，而母亲，是她的主心骨。贞姐说，不管她要做什么事，先去跟娘说一说心里就有底了。贞姐的娘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因为家里穷，13岁就出嫁了。1946年土改他们家分了房子分了地，才活得像个人样。所以，她娘认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她积极参加妇救会，上识字班，为八路军做军鞋，送军粮。
贞姐说，从他们几个孩子懂事起，娘就经常伸出她的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个手指头对他们说，人生就这三条道，这边的歪道不能走，那边的偏道也不能走，只能走中间这条又正又直的道。
贞姐6岁那年，一天傍晚，娘锄地回来，遇见一个走迷了路的弱智孩子在村边场院的麦秸垛边睡着了。娘把他带回家，给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做了饭让他吃。第二天又放下自家的农活，串了好几个村才找到孩子的家。
娘对她说，咱做不了什么大事，也要做些小事。
无论是娘的话、娘做的事还是娘的勤劳、要强和善良，都深深地影响了贞姐。“你们要说我就先说我娘，要没我娘，我这些事可能根本干不成。”
当年贞姐准备要赡养村里的孤寡老人时，娘爽快地对她说：“贞，娘赞成，娘帮着你。”
秀贞和丈夫照顾孤寡老人30年，娘帮她管家，帮她带孩子，还动员全家的力量支持她。朱书贵和刘秀焕老人瘫痪在床上，娘帮着贞姐给这老两口做?子，一气做了四五十个。她还言传身教地带着孙子孙女们都去关心、尊敬那些孤寡老人。贞姐的儿子、女儿从小就跟着学，早晨帮老人洗脸梳头，晚上给老人擦身洗脚。照着姥姥和妈的样子，两个孩子为老人洗脚都特别仔细，脚丫缝里的泥，脚后跟的皴都洗得干干净净。儿子朱新宇上了大学，放假回家还是如此。
贞姐说她这大半辈子没任何后悔、遗憾，只有对娘心怀愧疚。1999年她娘病了，贞姐比谁都着急，比谁都心疼。娘最后在床上瘫痪的40天，姊妹几人倒替着精心照顾。怕娘身上生褥疮，他们就一个在里，一个在外，四只手托着娘的胯。娘的病要输血，贞姐专门找车昼夜等着，随时准备去血库。
腊月初六那天，娘病得越发严重，贞姐和姊妹们都守在娘身边。近中午12点，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母亲看出了她的心思，该给朱淑芬老人做饭了。从几年前开始，贞姐赡养的朱老太太一天三顿都要靠贞姐，她不去老人就吃不上饭。当时贞姐的娘用微弱的声音说：“妮儿，去给淑芬做饭吧，随后就回来。”
贞姐急急忙忙赶去打发朱老太太吃完饭，又急急忙忙往回赶。她一进胡同，就听见家里哭声喊声乱成一团。“我大脑一片空白，连路都不会走了。我爬着到母亲床前抱头大哭：娘啊，娘啊，您怎么不等我一会儿！？”
贞姐说，直到今天，一赶上自己有什么事，她还是习惯性地抽身就往娘那跑。有时到了家，嫂子出来跟她打招呼，她才猛地惊醒过来，娘已经不在了……
听哥哥说娘临死时一直伸着那三个手指不放下。贞姐明白，她老人家临死还在提醒他们，要走正道……（完）
责编：王茜
